在客村等车的时候，到鲍师傅糕点买了一些点心。
让我没想到的是，正当我付完款准备走的时候，一位约莫五六十岁的阿姨叫住了我。
我当时并没有仔细端详她，整个人是有一点懵懵的状态。现在回想起来，倒记得她穿着一点也不寒酸，家庭条件可能还比较宽裕。
她和我说没有散钱了，微信里也没有，无法坐地铁和打车回去，想找我帮忙，给她大概十七八块钱坐车。我第一反应是“反常”和“不自然”。更直白一些，我马上启动了“预警系统”，内心已经竖起高墙，开始揣摩她到底想做什么。这种陌生人之间的搭话和求助，已经不知不觉成为一种风险的标志。
我犹豫了，我做不到相信她。
我问她家里人去哪里了（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不首先找家里人。她的回答是不好意思和家里人求助，具体啥原因我也不记得了），还问能否和她加一个微信。我没想到的是，问完之后她整个人脸色陡变，白色镜片后面的眼睛闪过讶异、惊疑和失望的神色，似乎还夹杂着很多无奈。
“不用了，你都不相信我，我不需要了。”
就像外面下起的雨带来的凉意一般，她说的话也变得冰冷冷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接话，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踌躇了起来。
我们都沉默了，她还是注视着我，只是抿着嘴，或许在发出无声的抗议吧。
我心里很纠结，但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怀疑，我忍不住去想这是不是一种伪装，一种让我愧疚的伪装——她多半是拿定我会心软。紧接着，过去家里人的嘱咐也一段又一段地闪过我的脑海。
“陌生人和你谈起钱的时候，千万不要理会！”
“有些人你一和ta搭话，ta不知怎么地给你下了迷药，你就会把钱全给ta了！”
我又犹豫了一下，最后低着头慢慢走开了。但是心里很是矛盾，可能是我天真，又可能是我幼稚。我觉得关于信任这件事，我们还可以想得更多，还可以探索更多尝试。
或许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对他人留有一分信任？我们不妨在下一次面对信任问题时，选择相信对方一次？
这么说可能还是很稚嫩，换一个表述：或许我们有时候需要在下意识地对他人防备时，重新反思一下给予信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选择的代价，就好像“扶还是不扶”这件事，万一扶了还被缠上就麻烦了。
我边走边想，想起公众号三联周刊的文章《如何拯救无聊的当代生活？》中有一故事非常打动我。
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去试试，暂时摆脱顾虑。
风险社会学认为，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开始，人类掌控生活的想法日益突出，“风险”被广泛地用以解释个人偏离标准所引发的危险，而这种解释十分强调风险发生过程中人类的主要责任——人类被视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正如贝克所言：
“传统社会的特征是‘我饿’，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我怕’”。（贝克，2004:57）
换句话说，关于我们所忧虑的、害怕的，往往是外界驱使我们产生的价值评估，而非确实发生在社会现实中的事实评估。
我们自己给自己编织了一个关于“风险”的牢笼。
这一点放在我的地铁经历事件中，或许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虽然我遇到的求助事件不多，但关于“好人没好报”的经验几乎都是“道听途说”而来。最常见的就是媒体报道，其次便是身边亲朋好友的看法评论。但细细一想，身边他人多少不也只是在“转译”媒体报道的话语呢？
就助人一事的风险意识而言，它的提高可能也体现出“风险的自反性”。这一点十分有意思，和现代性紧密相关。大意是指在“自反性现代化”的支配下，风险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思想和文化之中，其表现是个体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的普遍提高。然而，对于风险的过度关注和反思又会导致个体非理性决策的大量出现以及对于专家系统的过度依赖，从而加剧风险个体化的程度，增加应对风险的知识和思想的不确定性。
走到出口的时候，我又折了回去，并找到阿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她一个人一直待在那儿也不方便，提议给她转一点钱。
她还是坚持拒绝，这一次还用双手把我拿起手机的手推了回来，并不断摇头，嘴中念叨着“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我想再开口，但看着她失望和难过的神情，我只能再次转身离开，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感觉自己失去了什么。
如果我一开始选择相信她，又会是什么心境呢？会有修复项飙老师所言的“附近”的感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