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田野 🔗
最近在看汉译人类学丛著版的《礼物》，序者阿兰·迦耶说，《礼物》既很容易读，又很难读。
进入田野一样，既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看着阿公的背影，我的内心已经是犹豫了数十遍，往离开的方向走了几步之后，心中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凑上前去，蹲下搭话。
都说成败都在一念之间，这个临界点并不是一道鸿沟，甚至只是一张等待捅破的脆弱纸张；但也都知道“开悟”从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即使是释迦牟尼，也得在菩提树下坐了七天七夜才能顿悟。
克服不知何来的恐惧和踌躇，是进入田野的第一步。
我很高兴，今天我做到了。
但我也知道，今天的尝试并不能一劳永逸，之后仍然要面临可能数不清的心理挣扎。
“像土著一样思考” 🔗
阿公主要讲雷州话，会讲一点白话和普通话。但是在听我讲话时，不知道阿公是不是因为耳朵不大灵敏，往往需要一点时间反应，以及我的复述。可当我用蹩脚的雷州话尝试重新表达时，阿公却很快也很自然地及时（相对我用白话而言）回应我。
在我用白话和阿公交流时，我深深感受到做田野调查时学会一门当地的语言有多么重要。与熟悉度相关的戒备程度、交谈的意愿、交谈的深入程度等等都深深受到语言的桎梏。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科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便要求调查者学会当地的语言。
不过更重要还是，在白话带来的信息接收与理解滞后和交流的限制转换到雷州话带来的亲近和“共同在场”感（或许还可以说是“主体间性”）的过程之中，我在我表达时的“手嘴并用”、“张牙舞爪”之中感受到我在努力向当地人表达想法，试图进入一套共同的象征体系。这不只是一段普通的废话，只因为它让我想起和雪婷师姐聊天时，师姐对我关于本科生的田野调查应当达到怎样的程度时的第二点回应。
“学会用当地人的视角思考问题。”
我并非仅仅依赖着阿公用粤语与我交谈，相反，我主动向阿公学习雷州话。
阿公还笑着说：“你解渔网，我教你说雷州话。”
我笨手笨脚地学会了“9月1日”、“过年”、“房子”怎么说，之前在院子里学习的“多”也被记忆调动了起来。
说起“多”，这个词有妙用。
想问阿公“你的子女是否经常回来？”，但因为不知“经常”如何表达，便用“你子女回来得多不多？”来代替。
不自觉间，在和阿公的交流中，我更愿意用自己储备量少得可怜的雷州话来开启话题和进行回复。让我惊讶的是，这反而会予以我更自然、更切近1的感受。
从费老说的“共同的象征体系”来看，如果我能和阿公就语言这一象征体系达成共享，这是否是学会用当地人的视角思考问题的第一步？
看他者 🔗
走过狭窄阡陌小道时，阿公不起眼的背影突然在我脑海中变得沉重起来。
其实阿公和很多老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们的颜色似乎是灰色的——哪怕留心注意一下，都能发现他们的衣着常常是淡灰的或深灰的，加上一头黑色与白色夹杂的头发，以及身体散发出的暮年气息，他们的所有似乎总能唤起人们记忆和想象中的灰色，是在鲜艳、活力、引人注目对立面的边缘——就像他们在社会上的位置一般。
我突然感到落寞和沮丧。
我想起了《兰屿观点》。
“我常觉得……[停顿]一个人类学者在这个地方做研究，常常让我们觉得……[停顿]做的研究愈多，对雅美族的这种伤害就愈深。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我常常觉得人类学者在兰屿做研究，只是把兰屿当作是他们这个晋级到某一个社会地位，得到这个某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一个，一个工具而已。并没有回馈给他们所研究的对象，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
是心中想做田野调查的念头，才驱使着我鼓起勇气去和阿公交流吧。
如果我没有接触人类学，如果我没有决定继续学习人类学，假使我再遇上一位阿公，恐怕也只是任一道平平无奇的身影掠过我的眼帘。又或许，在我的眼中，那只是一个根本不必引起注意的老爷爷。
那么，如果没有田野调查，我本应对他们抱有一种怎样的态度？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他者？
我的田野调查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写出某些东西，然后得到某个成果并可以在某个时候派上用场吗？
如果真是如此，想想自己过去与身边年长亲友的关系，愧怍的情感便渐渐漫上心间。
念大学以后越来越不喜欢奶奶的关心，总觉得自己长大了、独立了，独自出个远门也要三天里一天打一次电话和担心不已的状态让我无法理解。更有甚之，是不耐烦。
我为开始学习观察和接触田野对象而欣喜，却连奶奶忧虑和思念的情绪都未曾细细感受过，取而代之的是不耐烦的忽略。
如此，或许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偶尔要回头看看，
否则永远都在追寻，
而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海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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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切近”是因为想表达比“亲近”更丰富的意思。这个过程不只是亲近，一种心理距离上的缩短，还有某种介于物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