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和想象中的模样并没有很大差别。
坐在浙大农医馆二楼报告厅，看着演讲台上浙大的校徽，有点真实但又倏忽间不完全真实的感觉。
今早按照议程走了一遍，先是刘朝晖老师的中文讲座，接着是梁永佳、刘朝晖、阮云星、邱昱、菲利普和徐零零老师与我们的圆桌会议。
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和老师进行互动就结束了。起头是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可能是因为做的准备实在是不足，我无法对文化遗产的话题进行回应。在梁永佳老师邀请我们选择老师进行“如何成为一名人类学家”这一话题进行提问时，我也没有提问的动力。
直到几位老师大致都讲了自己的遭遇、履历和当下的研究领域后，结合一位同学的疑问，我才稍微在自己的脑子里形成一点散乱的想法。
我想或许可以反对倡导将人类学直言不讳地作为一种宏大的理想，或者说，把自己当作人类学的学生，如何描述呢，应当是……我也不清楚。如果从“否定”的角度无法阐释清楚，那就从“肯定”的角度进行解释。这需要回到刘老师对自己经历的叙述。
刘老师说自己相对其他“百人计划”引进的老师而言是“土鳖”，本硕博三年都在国内人类学，并且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乡村。他后来提到，学人类学有什么用呢？是啊，学人类学有什么用呢？他不解，为什么当时联合国有一个项目招收的对象必须是人类学专业。
去了以后，他将运河上的人的生活方式、吃喝拉撒呈现了出来。
圆桌会议后，今早的议程也结束了。离开报告厅，想法才慢慢成型。
我想，人类学就像“历史尽头灰烬里的余温”，它有关怀，有理想，有某种让人们向往的事物，但它不是在我与他人相互遭遇以及进入田野之前便已存在。
梁永佳老师是有情怀的，他说到自己念本科时想学人类学，但不知道怎么学，幸运的是他的老师会带着他看书。最让我们触动的是，梁老师讲到当时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很少见，但他的老师带着他到北京的图书馆借书。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时这本书不好借（似乎是因为太少了？），他的老师还是想办法带着他去借，讲了这么一句话：
“如果今天没有读到这本书，或许你就再也不会学人类学了。”
许是因为这样一句话吧，梁老师一直记得，也把这份情怀留在心里，不遗余力地举办了这场第三届全国大学生人类学训练营。当时我就很忧虑，全国只要200人，我何德何能得以入选？入选以后才发现，梁老师看的不是你的学校出身（训练营的学生院校背景结构很多元），而是你在个人陈述中对人类学、对世界的好奇和热心。为了这次训练营，梁老师发动人脉请了牛津大学、伦敦大学、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等等海外知名院校与研究机构的大咖（罗兰教授、大卫·帕金教授、范笔德院士和项飙老师等人），给我们送上了这份人类学的盛宴。
我在想，如何成为人类学家，或许是一个理应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就像可爱的菲利普老师一听到这个问题，就摸了摸头，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答案或许就是，我们带着情感来，但不会将它明晃晃地摆在桌上。
幸运，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在这样一个懵懵懂懂的年纪就可以参加各路大咖集结的人类学盛宴。
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人类学家，但能接触学习，就已经很好。
我想，我的答案再具体一些，就是切忌高谈人类学的理想，情怀。其实就像邱昱老师说的，在做中非跨国亲密关系的研究时，她的感受是做人类学自己首先是学生，将自己真诚交给别人，在相知相识的过程中相互成全。我结合到“不知道人类学有什么用”的刘老师在村庄里完成了三个阶段的论文，想给自己的答案加上一个“不自知的实践”。只管去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才会生成，生长。
讲到这里，会想到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书籍《道德的重量》的作者——阿瑟·克莱曼，他原本念的也只是医学，但却在医学中关注到了照护的意义、疾痛的故事，成为了一名医学人类学家。其实很多人类学大家一开始也并非带着一种“傲慢”的态度进入田野，是首先“赤裸裸”、“纯粹”地进入田野，而后才以独特的叙事方式让外界为他们冠上“人类学”的称号（虽然人类学的出现一开始是为了殖民服务，但后来人类学家反过来为殖民对象奔走）。
人类学的意义不是拔地而起的高楼，而是润物无声之下慢慢生长出来的枝叶。
我再万不可随意将人类学学生这样一个名号挂在嘴上，一方面是自己专业训练与知识远远不足，另一方面我面对田野的态度还没有为实践所生成。在此之前，我相信我只是一个听说过人类学的普通学生，我无法大声宣告它的宗旨，但我能感受到它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