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不成熟回应的再思

在和小伙伴回酒店的路上，我才知道李素师姐认为我对她提问做出的回应显得「理想化」。和俊文讨论了一会儿后，我脑子里的想法逐渐清晰起来，在此做下记录，尝试从两方面出发进行思考：一方面是对她的再回应，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初次回应的反思。

对李素师姐的再回应 🔗

理想化是相对的。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人文学科的内容与价值显得浪漫和诗意，往往表现出并不现实和缺乏操作性的特点。如果遇上言语辛辣之人，我或许还会落得一个「自我感动」的评价。但就人文学科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模式与范式、问卷与模型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化？社会科学领域的调查者往往使用自己给出的定义来对当地人的生活要素进行分类，构建出一套模型机制，并试图据此来进行观测、管理甚至预测。但「生活」复杂多变，即使是以「描绘」生活本身为追求的民族志，其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最终也只是静态的文本，是时间流动和空间变化中的生活局部横截面。如同梁永佳老师所说的，如何能期待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有效认识当地社会的生活、经济和文化？

“田野调查不是用问卷和访谈就能说清楚的……拿着问卷过去，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错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错的。因为当地人根本没有这些问题……”

格尔茨说过这么一段话：

“He must contrive somehow first to grasp and then to render”

在浙大人类学研训营中，我受梁永佳老师的影响很深，总会记得《非虚构写作》这门课上，他一直和我们强调民族志对当地社会生活描述的追求。他认为，即使只是当地人的一个「眨眼」，也意蕴无穷。人类学家需要做的是「抓住」当地人随时可能编织出来的意义之网——可能只是一次眨眼，一股气味，也可能是一个将香烟抛出去的动作，还可能是闲聊时的一句抱怨——而后加以解释，作为文化翻译「交还」给当地人、「呈现」给他者¹。生活的意义丰富，乃至无穷无尽。夸张一点，如果要以生活为主题，“十篇博士论文也写不完”。这也正是田野工作者面对的最大难题：如何将在田野中看到的事物给别人讲清楚？人类学看的不是别的，正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本身又要如何准确表述出来？

关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角度，讲座表达的主题和内容并非是要将两者完全应用在实际的海岛发展之中。如前所述，生活时刻在发生变化，具体的理论在实践中往往作为工具的角色出现，是理解的视角，真正关键的还是在于海岛一线工作者的行动。《浮士德》里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我想，李素师姐把我们的想法误解为要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100%带入实践，全盘应用，而我出于对人类学浪漫和诗意价值的维护，无法接受她的质疑，想到更多的竟是如何反驳她，如何急切地、争锋相对地表达“并非如此”，但实际上没有在促进双方想法交流的方向上努力，因此做出的回应可能也是无效的。

王老师和刘老师都突出说明了「理解」。王老师认为，需要试着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理解海岛；刘老师则认为，需要在已有的海岛探索、保护和发展方案之中引入过去未曾注意过的人类学视角。两者殊途同归，并非要求必须完全接纳人类学理论，并以人类学理论为指导来进行岛屿发展，也并非要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中比较出前者的优势所在。但李素师姐似乎误解了，而让我羞愧的是，我可能加深了她的误解。

对自己初次回应的反思 🔗

我以黄应贵先生在久美聚落布农社会中的调查经历和自己在硇洲岛的生活经历进行了回应。在设想中，前者是基于事实层面的回应——黄应贵先生以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来对布农社会经济建设提出建议，最后却被当地人告知“只帮助了有钱人”。黄应贵先生由此反思，并重新从布农人的人观、信仰和文化状况入手理解；后者基于所谓价值层面——我在硇洲岛解渔网的过程中通过气味找到自己与当地居民的联结，这种气味让我理解他们当前看似日复一日的生活，所谓我们初来乍到时认知的臭——他们却习以为常，并非只是简单、惯常理解中的「习惯」，而是渔民一代代实践出来的蕴含着情感与记忆的生命历史。循着这所谓的「臭」，我们或许可以追溯到一个个家庭为了后代延续而在风吹日晒和未知风险中做出的努力，追溯到某个个体在时代剧烈变迁和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及教育等结构下的命运多舛……与他们同吃同住会让我们找到与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线索，甚至将我们也卷入其中，这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或者准确来说，更好地振兴海岛？某种程度而言，岛屿社会，而非岛屿，是由岛上的依海之人实践出来的生命历史构建的。如果我们只是盯着模型，寻找具有普遍性的模式背后的规律，岛屿社会将不再是岛屿社会。

但我忽略了两个问题。

第一，举出黄应贵先生的例子显然是带有要与社会科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比出一个人文学科优势的倾向。此时我已经开始偏离处理与个人看法相悖观点时应该有的「思考他人为什么这样思考」的出发点，而转向于用自己的长处来攻击对方的短处。这对于论证「有必要尝试通过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岛屿社会」没有帮助，偏题了。

第二，我还是天真而幼稚。在听者并未理解我所叙述的田野经历时，诗意般的语言似乎浪漫而无力，加剧了李素对我回应感到「理想化」的误解。梁永佳老师认为，一部合格的民族志，首先是能让当地人读懂，并且认可调查者对他们生活的文化翻译。依然是格尔茨说的「grasp」和「render」。「抓住」生活中的「眨眼」，我认为这是进入「总体性社会事实」，或者说进入「真实生活本质」（reality）的切口。「grasp」包括同吃同住中的观察和互动，以及民族志的书写。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同样重要，或者说更为关键的还是「render」——将民族志，也就是调查者记录下的当地人的生活「交还」/「呈现」²给当地人。只有当地人看懂并认可，才能认为这是一本合格的民族志。

梁老师讲到这里时便停下了，但在我的学习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我认为，民族志从合格走向优秀，还需要具备「对话」的功能。此处「对话」指的是能让调查者和当地人以外的人「知晓」民族志在讲什么。我想这实在很难，毕竟生活丰富复杂，且变动不居，即使调查者在田野中待上了一年，也极难将当地社会的生活准确地描绘出来。遑论从未到过田野的他者——他/她未曾与当地人同吃同住，也未曾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之中试图捕捉过当地人的情感与记忆，调查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他/她知晓和理解连调查者自己都探索不尽的当地社会生活？至少，并不具备人类学专业能力的我远远不能，那彼时回应李素师姐的话语也一如我坚信的“问卷对当地人而言无法理解”，它也无法被未曾踏足硇洲岛的李素师姐理解。

突然想起，一位朋友和我说过人类学难以破圈，或许能理解他者和社会，却常常无力影响。相较而言，社会学则不一样。当时的我尊重ta的想法，但此刻似乎或多或少能感受到ta提出这一想法时的心情。这是人类学的困境吗？或许是吧。不过我仍旧认为，我们需要人类学，也需要民族志。我还无法充分说明缘由，但我感谢它带给我的思考，并希望能将这些思考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