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都不愿意听课。
反倒是愿意花时间去读书和写东西。其实有一些课还是蛮不错的,比如庆鹏老师的《社会学研究计划写作》。上一次课的时候本打算这节要好好听一听,但今天下午刚好要开读书会——我读完王笛的《茶馆》了,但是还没有写完书评。虽然我们的读书会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我既然要锻炼写作能力,写写书评是应该的。
当下课铃响起,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今天的读书会开得还蛮好的。我发现自己写的书评有很多内容没有在读书会上讲到。大家聊的内容很散,你一句我一句的,时常是飘到新的话题。yy老师试图引导我们将书籍和自己生活中注意到的现象联系起来,根据自己的感受——“最触动自己的事情”——来寻找一个值得叙述的故事,并与理论对话。我们共同讨论选读书籍,跟yy老师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我们关注了“公共领域”和“个体化”,相应的,需要阅读王笛的《茶馆》,并与哈贝马斯的理论1对话;读阎云翔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并与乌尔里希·贝克对话。
yy老师的博士论文——乡村麻将,也涉及到了公共空间、主流话语力量与地方文化解释之间的霸权与反抗关系,同时他也喜欢关注到“国家-社会”这一关系命题,这从他给我们上《发展社会学》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提及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和《逃避统治的艺术》,以及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等书可以看出。我在yy老师身上可以提炼出公共性、国家与社会三个关键词。和兵哥不同,yy老师社会学的气息更加浓厚。同时,他更强调使用社会学的视角思考社会热点现象,这点从他对我们的引导可以明显看出。
我为没有按照书评进行分享而感到高兴。王笛的《茶馆》内容十分丰富,不过大量的史料都围绕“公共领域”和“国家-社会关系”两个话题服务。我想我们更需要做的不是记住作者具体从哪些方面分析,而是他为什么能从茶馆想到这个研究主题、“怎样运用社会史的方法进行社会研究”、“他怎么回应了哈贝马斯”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在自己的经验生活中发现可供研究的内容”。我们的分享没有固定的模板,许多时候是大家“感觉能讲什么”和“感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试图更有逻辑性一些,希望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框架——这样并非不好,但我好像弄得太僵——相比我今天意外收获的内容。我发现大家似乎在联系自己的日常生活,比如xy和xy在平潭的经历,wl和bj在四川的经历以及yw的舅舅。这是一个好兆头,光是阅读积累只是输入,还需要输出来真正达到培养对生活观察与思考的敏锐性以及穿透力的目的。在大家基于自己生活经历的分享中,我注意到yy老师在不断地将这些经验连接到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最后在今天落幕前提出了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建议:读完书以后尝试结合自己的生活观察及经历。
不过对我更宝贵的,或许还是袁老师对我关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与功能困惑给出的回应。只是读了《茶馆》,并且参加一次读书会,我深知这无法让我真的能和自己交待清楚何谓“公共领域”。但让我庆幸的是,我会忍不住去思索这一闯入我生活的概念——它在我的生活世界中已然成为涂尔干口中的“社会事实”,虽然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在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思考里,它总会留下让我苦苦追寻的雪泥鸿爪。例如前段时间到厦门参加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研修班,听闻海洋公益者在海洋保护中面对的困境,我便不自觉想到在环境保护这件事情上,是否可以理解为“国家——公共——社会”这样一种思考框架——彼时我并未对“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加以细致考究,定义它究竟是一种物质性的空间,例如我们开展海洋研修班的厦门航空金雁酒店三楼会议厅——这一面向公众传授知识的场所,又如我们每两周便开展一次读书分享交流会的研修课室——这一允许大家对话和互相交换想法的地方。当然,“公共领域”并非静态的场域,它还可能因为行动者或实物而随时发生“公”与“私”的状态转换。例如今天下午在我们师生预订“浣溪沙”讨论间前,这间教室是公共的,谁都可以预约讨论,但在我们预约之后,特别是我们到场并关上研修间大门时,它显然转化为属于我们的私人空间——如果再要细究,若将视角放在相对我们群体内部而非我们群体与自习同学群体而言,研修室仍然是公共空间。我还会在看到当下年轻人出现“个体化”,与他人疏离的状况出现时,想到项飙“你好,陌生人”的访谈系列,想到我们城市生活中的公共空间是否不足,导致公共生活衰落——实质上也是公共领域的衰败。此外,我还能看见今天互联网技术之下,民众对于生活感受与理解的两极分化,或者说认识在巨大的撕裂力量之中,本质上也是供人理性交流的公共空间的不足导致的,或许可说是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这些角度来看,此时“公共领域”又成为了一种了袁老师说的“思路”。在这里,我可以总结为至少在这场读书会中,我对“公共领域”的理解可以暂时归纳为一种物质性的空间和一种思路。
一个明确的答案并非总是最重要的。yy老师说到,在思考“公共领域”是什么的时候,这个过程或许更加可贵。或许,它会延续很久,乃至永无止境?在这个过程里头,我试图从“公共领域”的功能思考,“公共领域”是什么;也从“我和公共领域的关系”思考,“公共领域”是什么。因而我会想到“公共领域”应该切实地影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想到它是知识分子栖居的地方,又或者是知识分子为了拨开社会迷雾而建构的地方。我能想到的典型人物是项飙,将人类学的内容再一次进行文化翻译送给民众,帮助民众在当下的时代更好地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与自己和他人相处的方式。不过我需要警惕的是,每每想到这样的内容总忍不住把价值拉得太高太高,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如此。我相信学术分工有学术分工的合理性,纵然有的学者没能和公众直接连接,但这也不妨碍他们默默无闻的研究也在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讲到此处时,袁老师和新怡的关键词都是“理解”。做研究一定要对他人和生活产生影响吗?我想并不是的。如同人类学研究许多异文化,便有着增加对社会和世界理解的丰富性的目的。而许多时候,我们往往是先理解了自己,再走向理解他人,乃至这个我们读不完的田野——社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方静在我还远不知社会学与人类学为何学科时,在人类学中认识了一部分自己,并将这份礼物送给了我,让我思考在充满了杂音的当下“我是要一直追逐作为幻影的她,还是用力找到自己”,也让我带着温情和敬意重新去看待我曾待过许久的西埠村以及那儿的一些人和事。
我感觉我在继续思考,或许可以幸运地说我的生命轨迹被她、被人类学影响了。只是我想不明白,究竟是我理解了他们,还是他们理解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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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西方,传统的公共领域具有政治性,这并非是指一群人聚集在物质性的空间内,该空间便足以成为公共领域,还需要这群人形成影响国家权力的力量,该空间方才能成为政治领域。王笛以《茶馆》回应了哈贝马斯,在中国的茶馆,普通老百姓聚集在茶馆这一物质空间里,能对国家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表现为协商性与抵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