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1日凌晨1：41，我读完了《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这本书并不难读，整体给予我的感受是：既有历史性的宏观和深邃，也不失文学的诗意，还附随着对个体生命经历人类学意味般的文化关怀。但从9月30日开始阅读，我本立志于10月4日前完成，最终却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延迟到了10月11日，前前后后花了12天的时间，深刻体会到在当下静下心来阅读的不易。
给这本书写书评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同它500来页的码数，《茶馆》的内容实在太多、太丰富、也太翔实，即使明确的核心主题只有一个，但史学家既要力图严谨地证明研究内容的可靠性，搜集大量的资料并排列、组合和呈现，还要用通俗甚至不失诗意的语言赠送给读者。如此一来，当真的读起来时，我一度觉得一个脑袋装不下。
我会将本次书评分为三个部分。依次为：
- 《茶馆》讲的是什么，具体如何论证。
- 从微观史的《茶馆》看史学书籍与民族志的不同。
- 从《茶馆》到理论，后续我们还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茶馆》的主题及论述 🔗
不知是否因为受到"带着问题意识去阅读"这句话的影响，现在阅读的时候我都会很在意结束以后要弄清楚的一个关键问题：作者要讲什么。例如阅读《城市里的陌生人》时，我着重圈出了张鹂在引论说的一段话。
“在一个市场化和人口空间流动不断增强的时期，通过观察这个社区在建立-拆除-重建过程中的政治博弈，我试图探究空间、权力和身份变迁怎样相互交织，重塑国家-社会关系。”
概而言之，张鹂讨论的应当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次阅读王笛的《茶馆》，我做了同样的事情。
“本书实际上是通过研究茶馆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其贯穿始终的主要观点是：在20世纪前半叶，坚韧的地方文化和习惯不断反抗西化的冲击，拒绝现代化所造成的文化同一模式，抵制国家权力的日益渗入，而这种国家权力渗入并日益加强的过程，贯穿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众公共生活之中，即国家越来越直接地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我看来，其实两本书想要探究的方向是相近的。王笛关注的同样是“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但具体是通过20世纪上半叶（1900-1950）「国家权力运转下城市改良和现代化」与「四川成都茶馆日常生活与地方文化」两者之间的冲击和抵抗关系来考察；张鹂则是围绕市场经济改革与人口流动大背景下北京"浙江村"各地方力量和国家政府力量之间关于"浙江村"的存留进行的政治博弈来考察。
距离我上次完成《城市里的陌生人》阅读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加上彼时理解能力尚弱，知识储备也比较匮乏，我对作者探究和讨论的内容难免有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感受。但阅读《茶馆》时还是不自觉将两者联系起来，一来是想保留好“带着问题意识去阅读”的习惯，二来则是希望通过比较来加深对两书主旨的理解。或许这份工作真正要完成，还需要我重新阅读《城市里的陌生人》。
1.总论 🔗
《茶馆》一书全文讨论的是：地方文化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具体展开而言，即在20世纪上半叶，以微观史学的视角，考察四川成都茶馆中国家权力的同一化对地方文化的入侵，以及地方文化的顽强抵制。
茶馆是全书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也是公共生活的载体。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依次为「茶馆与社会」、「茶馆与经济」和「茶馆与政治」，作者实际上是通过这三部分来论证“地方文化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我们一样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逐步总结作者是如何进行论证。
1.1茶馆与社会 🔗
「茶馆与社会」：【关键词：功能、文化图景】第一部分的叙述框架是讲了茶馆在人们生活之中的茶馆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发挥着怎样的社会功能。按照韦伯的观点，社会是由作为行动者的人们的行动来建构而成的。茶馆便是在成都人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建构中显现出它的功能、它的重要性以及当地文化。因此，王笛在第一部分又分出了「闲茶——悠闲与休闲」、「娱乐——戏园与观众」和「群体——阶级与性别」三个章节，讨论的核心正是日常生活之中的人与茶馆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看到茶馆承担了社会俱乐部（帮助人们建立社会网络、孕育社会团体、提供休闲放松等）、社会冲突缓冲地带（外来人员逗留地、家庭矛盾缓冲带）、公共舆论监督、和人们社会化的功能。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功能，王笛使用数据和史料证明的“成都人生活离不开茶馆”，“没茶馆成都可能了无生气”——茶馆对成都人十分重要——显得生动有力。此外，我们还能看到人们在茶馆之中发展了一套独特的文化图景：“喊茶钱”、堂倌收钱时要判断的“双手擒王”、“打太极拳”和“伙倒闹”、说书评书等等。写到这里，我会想到格尔茨受韦伯影响，指出要研究当地人的文化，其实就是解释作为文本的社会生活。通过这些极具地方特色内容的展示，王笛初步向我们展示了成都的地方文化。这是十分重要的，要说清楚“地方文化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他首先应当让读者知道「地方文化」是什么，接着说清楚「国家权力」是什么，两者都描述清楚以后，再具体讨论两者关系的状态（国家权力入侵——地方文化抵制），以及此状态出现的原因（为什么茶馆还能抵制，在20世纪上半叶尚能保持一定的地方文化？我们都知道，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遭遇西化的浪潮，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经济结构也遭受巨大冲击）。当然，第一部分的地方戏改良已经开始讨论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但我认为作者是有侧重点的，在侧重之外，穿插着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抵制与入侵的状态。接下来的部分则是「国家权力」说明的重点部分。
1.2茶馆与经济 🔗
「茶馆与经济」：【关键词：整体、个体与群体】第二部分将视角转移到了茶馆本身，并聚焦到茶馆中的集体与个体。由于王笛是以茶馆为其微观研究的切入点，因而并没有花费大量笔墨直接向读者展示所谓「国家权力」的形象，而是通过茶馆与茶馆中的集体与个体的遭遇来侧面描摹宏大的「国家权力」的一方斜影。我们可以看到第二部分为「经营——小本生意的管理和竞争」、「公会——周旋在行业与国家之间」和「堂倌——艰难环境中的挣扎生存」三个章节。第一章节显然是说明茶馆的运行状态，环境卫生问题上国家权力已经开始入侵茶馆的日常运作。第二章节尤为突出与明显，公会是由茶馆为图生存与发展而生，代表行业，但由于公会内部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茶馆各经营人员作为小工场员也未能凝聚，实际上公会依托着国家政府的权力进行运作，一面希求为茶馆争取权利，一面又谨慎地维持着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公会角度来看，其更多时候是作为与政府共事合作的角色；而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公会是其对茶馆实现便利控制的中介。第三章节讨论的主要是作为男性的“茶博士”和女茶房的冲突，通过女茶房始终被歧视和被排挤的遭遇以及抗战中民族主义旗帜口号色彩下的背景，展示了国家政府话语对小工场工作者社会形象的决定力以及公会对国家政府的依附色彩，凸显国家权力在地方文化中的入侵过程。
1.3茶馆与政治 🔗
「茶馆与政治」：【关键词：政治万花筒】第三部分着墨于政治中的茶馆与茶馆中的政治。正如王笛在第十章指出的，茶馆中存在「对一般大众来讲的平民政治」、「改良者所推行的精英政治」和「对政府而言的国家政治」。如果将视角放在整一个部分而非该部分中的章节，王笛讨论的实质上就是这三种政治下茶馆的状态，以及茶馆中这三种政治运转的情况。从一开始的「讲茶——超越国家的控制」，王笛介绍了属于茶馆的独特地方自治文化的“吃讲茶”，即地方文化视角中茶馆的政治力量——地方精英如何在帝国晚期以来占有了政府权威出现的权力真空。这应当是所谓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共同作用的表现；接下来的「混乱——日常生活的冲突」描摹了地方文化的内部生态。茶馆作为公共空间并非只是第一部分描述的那般闲适美好，也一度存在混乱、暴力和死亡，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地痞与军人。国家力量也一度出场干涉，不过经常受到挑战。但王笛想表达的是，尽管出现过不少骇人听闻的社会冲突，但“茶馆仍然坚持经营，从晚清到国民政府崩溃，成都总是有500—800家茶馆”，这从侧面也可以说明茶馆内部文化生态的韧性。我认为，这两章围绕的还是本书核心中的「地方文化」，描述的是地方文化的政治形态——“讲茶钱”——与该文化本身具有的韧性；最后一章根据四个历史时期，王笛梳理了从晚清到国民政府垮台期间，国家力量始终在入侵地方文化，例如给茶馆制定各种规章、控制茶馆数量、进行政治宣传和言论控制等等，尤以抗战与内战时期最盛。地方上的“茶馆政治家”和平民间的闲聊意图表现出对国家权威压制的不满和反抗，是为平民所谓的平民政治。地方上的精英则摇摆在国家和平民之间，既要通过国家改造平民，又代表民众表达不满，是为精英政治。国家力量、地方精英与地方民众三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在经过「茶馆与社会」和「茶馆与经济」的铺垫之后，生动地展现了“国家力量入侵——地方文化抵制”的图景。
2.总结 🔗
《茶馆》一书最突出的特点或许便是“见微知著”，其作为“成都的一个微观世界”，“在那里发生的一切，也是大社会的反映”（408）。通过对茶馆这一公共空间以及其中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作为宏观生活的一部分——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借此理解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上是对《茶馆》一书结构与内容的个人再整理。
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会不自觉将《茶馆》的微观史的写作特点和自己对民族志的浅薄了解尝试进行对比。
二、史学视野中的微观视野 🔗
刚开始读《茶馆》时，我其实没能体会到「微观史」的特点。或许是因为王笛在书中提到自己的研究具有人类学的色彩，加之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段关于“人类学的田野何社会学的田野有什么区别”的文章。从「导言」到「茶馆与社会」部分，我边读边不自觉揣摩史学作品与人类学的民族志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在没有读到「茶馆与社会」之后的部分时，我便写下了对王笛口中微观视野的偏见：
或许还是受到历史学学科本身的特性影响，虽然王笛一再强调自己做的研究在专业内“一反常态”，具有人类学的意味，但阅读下来我却还是感受到属于历史学的“客位”角度更多。民族志与前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给予我“主位”的感受，即进入过，而后再离开。以普理查德的《努尔人》为例，全书读下来，纵然经过翻译的异文化文本理解起来颇为费力，但我能想象自己置身在陌生的努尔社会，仿佛从翻阅此书开始，我站在了顶着烈日的普理查德身边——他成为了我的报道人。当然，《茶馆》一书的田野资料大多是二手资料，从这个角度看，莫斯的《礼物》，以及陶西格的《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的前面大半部分（这样说是因为我还没读完）同样如此。但两者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同，尽管有的资料来自二手，但民族志的故事似乎处于主体地位——而故事由人演绎，由许多人演绎。民族志的作者不仅是讲故事的人，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人，在叙说故事的同时调动着“具身的体验和强大的情感能量”来对抗理论的权威，并“把理论变成金线埋起来，甚至揉碎了、‘化’在故事中”，因而民族志中的故事具有拉动读者进入“参与”的能量。但历史学的著作似乎总想经由“此”找到“彼”，有的时候也不缺乏故事，但故事是从他者身上剥离出来的，我们可以看见过去的故事如何在帝王将相、平民百姓身上重新演绎，看王朝更迭、社会变迁和沧海桑田，也可以看见小小茶馆内发生过的日常故事，但它还是无法真切地让我感受到芸芸众生主观的看法与立场——如台湾人类学家黄应贵回顾自己从历史学转向人类学的心路历程时所想的一般。作者或许会提及，但他们始终不是被叙述的主角，某种程度而言，他们被搬上台面的言语最终还是为了宏大的结论服务——毕竟，在历史面前，个人渺小如尘埃。
但读到「茶馆与经济」以及「茶馆与政治」的部分时，我想我前面并未理解微观史的写作手法。此外，每个部分的写作其实有着自己的特点。「茶馆与社会」讲的是在由人们行动建构的社会中的茶馆以及地方文化图景。王笛在第一部分做的是将成都社会的文化画卷铺展开，我初读的时候感到「整体性」——一种被抽象了具体面目的轮廓——我想到，通常历史的关怀似乎就如同蜻蜓点水一般，浩瀚史料中的每一个普通人只是历史长河中万千波纹的一圈，史学最后的关注还是回到一个宏大的整体。但在微观史里，王笛确实尝试将许多普通的、具体的人的生活故事呈现了出来，好像在火光之后不只是人影闪过、经过，我似乎还瞥见了众生面目上一闪而过的喜怒哀乐：要赶时间挑水回茶馆却被提出无理要求的警察刁难殴打的挑夫，因经营他人口头“出顶”的茶馆而无营业执照，又被告发以致被政府勒令停业，但想到断了生计一家老小不知去留而失智的邱某……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注意到王笛在后续的内容里加入了大量的普通人故事，尤其是在「茶馆与政治」部分中遭受警察、地痞和士兵欺辱的平民百姓，虽然与民族志仍有着许多不同，但却会给我以深刻的20世纪上半叶成都公共生活的图景——合上书本以后，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我想，再有说服力的理论只是看过一次，也不会在脑中久久驻留，但生活本身——我们就在生活之中——却总可以在掠过生命中的每一天时都留下雪泥鸿爪。正如格尔茨所言，人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在编织意义，一个眨眼、一股气味乃至闲聊时的一句抱怨都可能意蕴无穷，田野工作做的是「抓住」那一刻的意义，并翻译、「呈现」，要研究当地社会的文化，就要解释作为文本的社会生活。王笛将成都当地人闲聊的话语、其相对诗意的对民众日常行动的描写带着对作为文本的生活的意义阐释的特点，或许这就是他所认为的，自己的研究带有人类学意味的缘故？
回到我们所谓的“见微知著”。之所以花费了不少笔墨来对比我眼中的历史学与人类学，是因为上一部分引用的原文让我联想到的内容并非基于历史学的视角，同时王笛关于20世纪上半叶成都人在茶馆的日常互动的呈现也并非我更注重的——我关注的是根据20世纪上半叶四川成都茶馆的氛围，是否可以尝试想象，如果21世纪也存在类似的公共领域，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它对我们的重要性是什么？如果不存在，是否可以联系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说明我们的公共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衰落了？下面我将通过过去浏览过的资讯信息与个人生命体验来展开叙述。
三、我们与公共生活的联结 🔗
王笛在书中关注的最主要还是国家权力渗入与地方文化抵抗这一话题，但让我想到了人与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感受是一种意外之喜——我带着强烈印证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关系的目的阅读暂时无果，不曾想却朦胧地将过去浏览的资讯信息与个人生活体验和王笛讨论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联系了起来。
在《茶馆》的第一部分“茶馆与社会”中，王笛主要介绍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书籍的结构是规整的，我留意到早在导言部分，王笛就为本书的三个研究部分分别都做了两次说明。以第一部分为例，在“茶馆与社会”一章开始以前，王笛就指出研究集中的第一个主题为“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研究的对象是茶馆的社会文化史，将考察人在茶馆中的公共生活如何帮助人进行社会化和建立社会网络。
论及茶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实在是不少。它可以给人们提供建立社会网络和进行社会化的场所，也是人们议论家长里短、讨论时政信息和培养社会参与意识的重要场合。由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讨论的对象，某种程度上还能发挥公共舆论监督的作用，“收赏善罪（罚）之功效也”。如果是四川的茶馆，其价格相对低廉和阶级划分并不明显的特点还可以吸引外来人员歇脚与赋闲人员逗留，加之经济纷争与家庭纠纷也时常可在茶馆进行，茶馆甚至还可以充当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缓冲地带。
其中，让我比较在意的是茶馆帮助人们建立社会网络对公共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如以下这段话所示：
“那些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因为使用同一个空间而被联系在一起，而那些有关系的人在茶馆里进行个人、社会、经济的各种活动，更加强了他们间的纽带关系。”
1.项飙与刘小东怎么看 🔗
“那些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因为使用同一个空间而被联系在一起……”
这句话给了我一股倏忽间遭受冲击的感受。算一算时间，入学已有三年，但每一次与陌生人相识的回忆却难以复现。或许应该说，生活在当下这个时刻，至少就我而言，与陌生人的联结似乎十分困难。这种困难不仅是联结过程中需要应对的不确定性和付出的努力，更是联结开始的不易。聊到“工作”话题时，项飙认为，当下的许多年轻人都在庞大的系统下工作和生活。大学学生卷入绩点的精细计算系统，职场人面对高强度的996科层制，与人交往的经历变得少之又少，但与学分、工作标准和充斥着两极化信息的社交媒体却朝夕相处，没有时间思考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也没有精力去感受真实的个人生活与生命体验，长此以往，人变成了“一天到晚生活在自己的大脑里和心理空间里”的封闭的系统，自我意识不断强化，情绪在个人世界里运转如同核反应堆，遭遇到的情感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巨大危机。基于项飙的描述，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社恐”会成为流行词在网络上盛行，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用“i人”、“e人”与“为i做e”这样的词语来进入社交？就学生群体而言，我们其实并不缺乏与陌生人的共同在场空间，缺乏的只是能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在场空间。
在阅读“你好，陌生人”中项飙与刘小东对谈的那一期文本时，让我眼前一亮的是刘小东提到的“便宜的角落”概念。所谓“便宜的角落”，是指一个能让年轻人低消费成本地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场所。在我看来，微博、豆瓣和小红书等网络社区平台不能算入其中，虽然它们完全符合“低消费成本”的特点，并且准入门槛低，在匿名的情况下使用者更敢于表达日常可能不敢表达的想法。但正是网络匿名性的保护，信息传达者在交流中或许保留着许多真实，与线下共同在场相比，“自我”的完整性大打折扣。人与人线下相处出现的局促感、眼神交错的瞬间和各种肢体动作是连接双方的关键，而在网络跨时空的交流中，这些要素显然处于缺席的状态。因此，“便宜的角落”准确来讲应该是一个能让年轻人低消费成本地进行线下交流和互动的共同在场空间。按照刘小东的说法，他的便宜角落便是朋友家，到那儿“煮碗面条、买根香肠、买瓶二锅头，心里积攒了一个礼拜、一个月的垃圾就互相都倾倒完了”。我将刘小东提及的“便宜的角落”视为“公共领域”的一种，便宜角落里发生的互动和故事即所谓的公共生活。需要说明的是，刘小东的便宜角落应当是在其所处的不必“得去看电影，去咖啡馆，去酒吧”才能交朋友的年代。他所发问的“如何在社会中建立可以便宜往来的场域”针对的更像是大家感到被工具化、和他人联系变弱、人人都像是陌生人的今天。
年轻人如何找到有效连接自己和他人的公共场所？这样的问题是否在今天才特别凸显？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是过去的年轻人未曾明显感受过的吗？如果是的话，这是否意味我们的公共领域在衰退，公共生活在衰落？
2.如何才是公共生活 🔗
于学生，最常见的公共领域是和同学以及老师共同在场的空间。但渠敬东指出，今天的大学并不注重培养学生如何跟同学和老师相处。大学内缺乏更多的相互交往、交织的生活，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集体意义上的活动。他举了刘思达老师“有闲”的例子，“有闲”即可以交很多朋友、吃好多顿饭。“情感和社会道德就是从这里来，而你有了这样的生活才可以对应你读的经典和你读的其他书，才能体会其中的道理。”如果只是结合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我难以反驳渠敬东的看法，因为我们今天在大学校园中的状态其实是孤独的。除了课堂以外，大多时候我们能聚集也不过是因为课堂或者活动，但时间一到，大家便各自离开，期间没有任何联系留下，人与人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链接。
与兵哥一起读书是我在校园内体验到的最宝贵的“有闲”。王笛在《茶馆》中，提到了“有闲”（spare time）、“赋闲”（idleness）、“休闲”（leisure）和“放松”（relaxation）四个概念。虽然在中国，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异同并没有明确的划分，但如同“如果说赋闲是受雇工作的反义词，那么休闲不过是工作的另一端而已”，“休闲是有目的的活动，在文化的层次上满足个人需要”，我认为“有闲”是人们进入公共生活的前提条件，而“休闲”则是大多数人们参与公共生活而产生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状态。“赋闲”还不适用于我们，更像是暂无工作的空闲状态；“放松”则需要和“休闲”来比较以澄清我们对它的理解——或许我的理解是具有偏误的，带有极强的个人理解色彩——“放松”是个人对精神世界的独自求索和释放，如同经过漫长的社交和遭受外界纷乱的打扰以后，希望能独处一会儿，有效地处理身体上或（和）心理上的疲惫，可以是一个人打一下游戏，跑跑步，或是洗过热水澡后睡上一觉；“休闲”则是基于我对人的社会属性的理解，以及一部分关于启蒙时期人们聚集在咖啡馆、沙龙等公共场合的想象，它强调的是人与人的联系。换句话来说，人们需要彼此，可以像是项飙说的“在生活中看见陌生人”，也可以像是刘小东说的需要一个“便宜的角落”，这些可能的实现在我看来都依赖于一段有闲的时间和共同在场的空间。但在韦伯口中的科层制里，在庞大的工作系统和功绩制度中，人们根本无暇顾及彼此，看不见身边真实具体的人，也失去了走进共同场合的条件和勇气。
和兵哥读书的时候，我们师生之间彼此都没有任何功利性。它与绩点无关，与教师考核无关，甚至需要作为学生的我们舍弃部分符合学校评价系统要求的活动，需要作为教职工的兵哥缺席学院要求的各式会议。我们八人的读书小组都做到了，只因为一同围在小小方桌上从书本想象世界，到谈及彼此对感情的朦胧认识，一切简单而美好。这时候就让我想起袁长庚回忆自己大学时，说到珍贵时光就是和老师在一起没有功利性质地去吃碗面或者聊聊天。因为兵哥，我们不止和老师产生了公共的互动，与同学之间亦然。在一个固定时间的给定场合里，我们按时见面，交流想法，势必产生有摩擦性的交集——突然想起项飙收到过一封来自观众的信，内容大致时说该观众“在交流过程中追求即刻的丝滑，不留下任何把柄，过去就完了”。项飙认为“这就是陌生化，保持这种距离，这种距离之下是安全的。不接触就没有摩擦，但是丝滑也没有方向了，没有摩擦力是不能真正有效地前进，都在飘来飘去地打转。”我从未想象过会与素日鲜有交谈的异性同学一起通宵爬了一次白云山，也不曾预想会与组员一起在期末临近时拿起背包来一趟说走就走的三日出省旅行。在兵哥前往厦大就职前，xy和yw将我们过往外出和读书的合照洗成了照片，给大家都找了一段符合各自性格的长句，还做了一段短视频。看着定格的画面和回忆，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相信大家亦然。甚至在前段时间得知可以参加兵哥在场的活动时，我们都默契报名，翘了四天课程，一起坐上开往厦门的高铁。兵哥还一度因为我们一声不吭地集体报名而哭笑不得。如同前面所说的“摩擦”，我们的集体报名实际上承担着潜在的干扰受众面向为海洋公益圈的活动的风险。但也正因为有了摩擦，从植物园一起徒步到沙坡尾，从南普陀寺到厦门大学，从再次相见时的兴奋到疲惫了也撑着，我们与兵哥一起在厦门度过了如梦一般的三天。这时候怎么能不想起兵哥说过的“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你们的归宿”？
我好像想得有些偏了，说着说着似乎和阅读的内容不大搭得上边儿。不过《茶馆》这本书确实也聊到了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但更多是着眼于公共的和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但从我个人的具体经验（不是体验）出发，我认为这本书让我想得更多的，还是**“我需要公共生活”，以及“我需要的公共生活应该是如何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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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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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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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行：《茶馆宣传的理论与实际》《服务月刊》第6期，1941年5月1日，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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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