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
读完书以后，我第一时间打开豆瓣写了一段短评。
通过译者1的翻译，我觉得鲍曼的文笔兼具思辨性和少许的诗意，或者说是一种“工艺”的雕刻感。这是一本可以也需要我反复阅读才能理解的书。在这本书里，鲍曼不止讨论了什么是工作伦理，工作伦理在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变迁中的变化，穷人如何在其间由“上帝的礼物”、劳动力的后备军成为了引起人们恐惧和厌恶的象征罪恶和违法的底层阶级、社会现代化后的被视为无用的过剩物，以及福利国家在其中的衰落。这些探讨和分析在鲍曼的笔下有种让我大脑在微微地被精致灼烧般思考的感觉，读的时候会慢，但停顿一下会发现是一个享受。让人触动的是鲍曼自认站在时代十字路口，以其冷静又带有讽刺力量的笔触揭开新穷人问题的根源和指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关怀的情感平静，但富有韧性，就在那里，在某个不经意的文字以及突如其来的句子里。这是我钦佩的社会学形象。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和《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有所不同。对比起来，后者的第一阅读体验更加通俗，我猜测这一方面是罗萨对《新异化》的定位是向大众介绍其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小册子，另一方面是译者郑作彧主攻理论，而且在德国念社会学，还有一方面则是德国人的语言和逻辑都特别严谨和规整；而前者，也就是本书，阅读起来虽然不如《新异化》那么有“直白感”，但更有语言上优雅和美丽的感觉，同时对读者的思考要求会多一些。记得每次在豆瓣点开本书，都是这条点赞并非最高的短评排在第一位：
鲍曼被誉为“最会用英文写作的社会学家”，但他的文风并非讨人喜欢的那种。英国教授泰斯特说“鲍曼格言式长句的写作偏好，使他的著作风格独树一帜”。如果解读一下，等于是“鲍曼对多重定语迭加才能精确表达文意，又或许，他就打算把读者圈定在一个愿意用心倾听的群体。从豆瓣万人点评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读者慢读、细品这本书，沉浸于鲍曼设计的思辨游戏，获得了强烈的精神感受。相反，极少数读者囫囵吞枣，所获甚微，甚至因噎废食，实在令人遗憾。鲍曼的英文句究竟有多长？不妨来个呈现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593780/discussion/637243220/，以飨读者。
和阅读《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一样，《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都只算是薄薄的小书，两百页不到（我停了很久没继续看的《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足足有584页……），两本书我都只花了一个晚上和一天时间就看完（相比兵哥来说应该慢了很多。不过这是我的正常阅读和理解速度，并非是为了堆积阅读数量而阅读）。受到兵哥的影响，同时也是想到了方静，我对这学期的阅读要求是必须读完一本书就写点什么——只有阅读但是没有写作，我害怕会沦为无效阅读。
必须将阅读到的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思考，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挑战和方法论的问题
随着阅读的积累，我发现自己有以下几个问题：
- 企图读完一本书便能对此书的结构和内容了然于心，至少要有深刻的记忆，回想起来的时候脑子“有东西”、“沉甸甸的”
- 企图读完一本书后便能据此写出相关社会现象的评论，比如读完《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我是否能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分析一下自己的生活？
- 企图自己通过阅读写出来的东西第一遍就能达到让他人欣赏的程度
我认为上述问题可以作为追求的目标，但不应该必须作为有效阅读的判断标准。除了《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读完其他几本书以后，我写出来的东西严格来说应该是摘录，不是读后感，更不是书评，并没有自己生产的内容，反而是目录式和摘抄式的复制（连再生产也不算）。这导致的后果是：我觉得阅读后的写作是一种无意义的劳动负担，并不会发挥锻炼和思考的作用。此外，当我非常纠结“这本书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可能会事无巨细地重复书籍的结构框架，以论证它的主题和核心观点，但我个人阅读最深刻的体验会在海量的原句引用下被丢弃，最终孕育个人思考的空间将萎缩殆尽，写完以后也不知道自己实际写了什么，只是好像在重复翻开书本。
有鉴于此，我认为应当实践朋友给我提供的建议
- 带着问题去写，写想明白的东西
- 写心路历程，或许会像写随笔，虽然不系统，但自己看着比较清晰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抓紧时间阅读”的念头，原因首先是页数实在不多，社科学生应当具备在一定的时间内大量阅读的能力；其次是快要实习了，按照规划，读完这本书，我这学期至少和上个学期一样读了5本书。正因如此，我没去纠结这本书讲了什么故事，是什么架构，翻开就看。
接下来，我将会根据我在阅读时感到印象深刻的标记部分来展开“点式”随笔记录，可能在这一部分是工作伦理概念的解释吸引了我，下一部分是鲍曼概念解释和观点论述时语言的优美修饰吸引了我，再下一部分变成了鲍曼对福利国家衰落原因分析的深度和力度吸引了我，又或者是他的建议和呼吁发人深省……不管如何，这一次的写作不会遵循严格的框架。
读书 🔗
工作伦理 🔗
这学期的阅读中，首先吸引我的都是书中的概念。《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提出许多了概念，“工作伦理”、“现代性”、“生产者社会”、“消费者社会”、“新穷人”和“过剩”等等不一而足。
提到工作伦理，我突然想起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提到，批判理论的分析有两个面向，第一个是功能上的，第二个则是规范，在这规范之中，又可以分为道德的和伦理的。他在书中着重分析了伦理面向，也就是空间、物界、行动、时间、自我和社会五个维度的异化。按照罗萨的看法，从伦理方向进行批判，是要讨论什么阻碍了现代社会的美好生活——加速带来的异化。借此，我对工作伦理的直接经验理解是“为什么应该工作”、“工作有什么好”，或者说，工作伦理指涉了工作的意义，是我们工作的指导。
鲍曼在开篇指出工作伦理是一种戒律，内容不少，特点也颇为丰富，简单理解就是一种要求工人完全让渡自由、独立和选择给劳动的工具，同时暗含着不证自明的“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的被视为崇高的价值，还包括对工作必须具备交易性（可要求薪水回报）的唯一认定。
工作确实很重要，正如鲍曼指出的“在经典的现代工业社会时代，工作同时是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系统化再生产）的枢纽。”
工作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指向人们所在的公司以及该公司的能力。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对于后传统的现代社会（一个根据选择的能力和承担的责任来评估、奖励其成员的社会）中大部分（且越来越多）的男性成员来说，工作是他们终其一生构建和捍卫的身份的核心。身份的构建可能来源于诸多雄心壮志，但都取决于人们选择/被分配的工作类型。工作类型影响着人们的全部生活，它不仅决定了与工作过程直接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决定了预期的生活水平、家庭模式、社会生活和业余生活、礼仪和日常行为规范。正是这个“独立变量”让人们塑造自我，并准确预测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旦确定了工作类型和职业规划，其余的事情就水到渠成，需要做什么也基本确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伦理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工作对个人的意味也会发生变化。工业社会时期，正值大工厂的兴起，劳动密集型的作业需要大量劳动者的参与。工作伦理的作用是驱使人们服从于工厂制度，完全被动地按照要求好好工作。如同鲍曼引用维尔·桑巴特所言：
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
这或许会让我们想到韦伯对现代科层制的忧虑，以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不过让我们仔细想想，这些状况早在19世纪便出现了。今天，随着科技的（加速）发展，工厂越来越精简，同时也越来越智能化，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实际上是降低了，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便是社会能给人们提供的岗位机会越来越少。这一面可以引出鲍曼提出的从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型，一面让我想到今天人们仍然在讨论“毫无意义的工作”。前段时间，我在《文凭社会》的译后记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本书中，柯林斯则跳脱出了两种视角2，在探讨结果之前先去探索原因；他指出，教育系统的本质是一种人为强行规定价值的通货。与其说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社会化的、具有合格工作技能的劳动者，倒不如说在科技逐渐替代中产阶级工作之时，教育扩张减少了市场上的劳动者，从而防止了失业率的攀升，同时制造了大量原本不必存在的教学与行政管理岗位。因此，教育系统的扩张实质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升级带来的失业危机面前免于崩溃。
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技术的发展和复杂化，今天真正需要劳动者的岗位机会显得越来越少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人们越来越难找到一份心甘情愿投入并对之产生认同感甚至自豪感的工作，这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是工作伦理对人们的呼唤愈发显得苍白无力（尽管早在工业社会，或者说生产者社会时期，人们已经对工作伦理对选择的剥夺表示不满。鲍曼认为，“工作伦理似乎主要是欧洲人的发明”，但从工场走向工厂，欧洲工人有过工匠的身份与状态，这意味着谈论工作时可以指涉“更好”，即工人在工作中会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当然，引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话或许会有更深刻的感受：“我们徒劳地在工人阶层中寻找自尊，这会驱动他们选择以优秀的工作回报高薪，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方面的善意被报以竭尽所能的偷懒”。工匠成为工人，意味着只剩下计算成本效益的冷漠，市场理性腐蚀了工人的奉献精神，工作伦理披着高尚的外衣要求工人无须在意尊严或荣誉，感受或目的——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则是人的建构也将发生剧烈的变化，例如穷人如何成为鲍曼口中的新穷人。据此，接下来可以引出鲍曼在书中同样着重论述的“消费”——与工作伦理一般贯穿全书。
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 🔗
我们需要时刻注意“工作伦理”和“穷人”两个概念在本书不同讨论时期（正如本节对“生产者社会”和“消费者社会”两个时期的区分）具备的流动性。在对工作伦理讨论的开始，鲍曼的语境主要聚焦在工业社会，或者说生产者社会。
之所以称之为“生产者社会”，是因为那时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由社会分工的需要决定，社会希望其成员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社会分工。
如同上一小节所言，生产者社会对劳动力的数量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工作伦理于此勾勒充分就业的美好愿景，在这一愿景下，不正常被概括在失业现象之中——“不正常”就是不工作，穷人的长期存在则被解释为缺乏工作岗位或缺乏工作意愿。
鲍曼对消费者社会给出了如下定义：
在当前这个近现代、次现代或后现代阶段，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首先依照“消费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
只是给出定义，看起来难免显得空洞。但鲍曼很擅长进一步的论述。如果说生产者社会如同一个圆形监狱，全民大生产被监控、管制和要求按照统一的方式进行服从和生产，那么消费者社会下，大规模工业化雇佣迅速萎缩，小规模的、自由的职业群体取代了全民大生产，技术进步保证生产力增长的同时使得工厂员工越来越少，生产不再是首要的任务，重要的是进行选择和消费，最好在消费中“没有耐心、焦躁、冲动，尤其是容易激动，又同样容易失去兴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果要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就必须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以“选择”为核心的消费者社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过去从工作进行自我建构到从消费进行自我建构，过去失业指涉贫困，而今天有瑕疵、有缺陷、不完美的无法履行消费义务的消费者成了穷人的基本特征。接下来让我们来从福利国家的发展和衰落开始，具体讨论进入消费者社会后，工作伦理的变化和穷人的新境遇。
福利国家的出现既是为了保证公民维持生计，也是为了帮助公民在社会有尊严地生存。它在复杂的多元复杂的环境下出现：
处于困境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有组织的劳工，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确保自己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通过减轻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社会不平等来保护和重申社会不平等原则；通过边缘化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来刺激社会接受不平等；以及帮助社会成员安然度过不受政治控制的经济冲击。
它的存在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面对风险的勇气，其中关键的是取消经济审查，即不论接受帮助的人经济状况如何，都一视同仁地被赋予相同的抵御风险的资本。实行经济审查，一方面会导致缺乏政治力量和公众话语权的贫困人口得到最差的服务，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区隔了“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得的人”，利益理性与团结道德对立，纳税人将接受帮助的人视作失败者并边缘化，同时将自己的幸运归结于节俭，构通过建他人来构建自己。
贝弗里奇等人要求的福利国家不得实行经济审查，但鲍曼用数据告诉我们，实际上经济审查一直在实行，真正的福利国家在衰落。在过去，福利国家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医疗和饮食等服务，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有赖于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建立一支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能满足资本主义的需求。不过在今天，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大幅下降，不再是大量需要的商品。相反地，公司进步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来代替人。
这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劳动力市场发生了“范式转变”——“过剩”取代了“失业”。“失业”一词被用于表示没有工作收入的人，是一种奇怪的、不正常的、暂时的现象，是可以有待解决的。但“过剩”完全不同，“过剩者”没有如同“失业者”般暗示偏离轨道，在环境恢复时可以回到正轨，而是多余的、编外的，他们在饱和的社会（社会的续存无需更多人从事生产）出现，变得不再必要（新的生产力使得较少的人员参与就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需求）。首先他们难以增加社会财富，在以消费为核心导向的社会里，他们也难以贡献价值，同时需要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为他们创造工作需求，成为所谓的社会负担。
工作伦理在此间失去了传统的作用，即鼓吹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是人们的天职，必须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呢？需要更多劳动力以增加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将劳动力视为生产力提升的制约要素，工作伦理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发挥了新的作用：对消费社会中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
消费社会对人们最基本的要求是追逐欲望、进行选择、主动消费，生产甚至已经达到了过剩的状态。福利国家的衰落使得此间的人们境况雪上加霜，不具备期望消费的人既没有生产岗位，也没有消费的能力，逐渐被无意识地指认为无用的、没有价值的，被归类为“底层阶级”，承担着变化社会里人们焦虑和恐惧的载体。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工作伦理之所以无效只是因为其戒律没有得到很好的倾听和遵从，那么，就只能用那些掉队者的道德缺陷或犯罪倾向予以解释。
每种社会秩序都会制造出一些威胁它们自身的危险形象，每个社会也会按自己的标准孕育为之奋斗的愿景。
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常态”。为了长久不衰，这些恐惧必须被逐渐挤出，被塑造为一个异端形象：成为一个有形的敌人，人们可以与之不断斗争，并有望征服它。
但工作伦理在呼唤人们工作，以工作换取财富，再以财富进行消费创造价值。此时，作为新穷人，仅能维持正常生活的有缺陷消费者便可能因“选择无能”而被视为主动放弃。在自由选择的消费社会里，什么都可以选择，唯独不能选择“不选择”，新穷人注定沦为错误选择者的一员。但掌握着经济生产力的那部分人却会将这些视为穷人们的个人问题，而忽略了穷人缺乏能力，心安理得地斥责穷人们没能把握机会。
现代化 🔗
鲍曼谈到了他对现代化的理解：
现代生活方式在于持续不断地重塑世界。使事物变得不同、变得比目前更好地冲动，以及紧随其后能够增强这些冲动的实践，就是人们常说的“现代化”……现代化就是现代性，一旦停止，现代性也随之消亡。现代化是对世界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难以抑制、令人上瘾的“重塑”，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同义词。120
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工具，一种用来实现理性社会这个终极目标的工具。
说起来，不同论家对现代化的理解都十分不同，但隐约间我却好像能感受到有些相近的地方。
触动我的那些话 🔗
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直接或间接的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共鸣，也不会像身边所见的苦难那样能够引发强烈的行动意愿。富人和他们雇佣或解雇的穷人之间的鸿沟会持续扩大，世界上收入位居前20%的收入总和已经是位居后20%的收入总和的114倍。如果彼此相隔很远，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关联很可能被忽视，无人关注。我们的相互依赖是全球性的，而道德义务，始终局限于本地。129
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认识到不公平：我们这些坐在桌子后面敲打键盘的人的工资，是那些打扫厕所弄脏双手的人的10倍，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国家制造键盘的工人的100倍。130
人类的生存现状，并不像官方倾尽全力宣传的那样冠冕堂皇。他们说我们身处一个“地球村”，“最偏远的雨林部落的居民们在笔记本电脑上辛勤工作”。然而，正如娜奥米·克莱恩揭示的，全球化远没有做到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技术，“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压榨最贫穷的落后国家，以获取难以想象的利润。这是属于比尔·盖茨的地球村，他积累了550亿美元的财富，而他三分之一的雇员是临时工”。克莱恩还记得，在马尼拉郊区，她看到一个17岁的女孩在做组装电脑这样的高科技工作并对此表达了赞叹。“我们制造电脑”，女孩回应克莱因的赞美说，“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操作电脑”。计算机只是号称要创造平等世界的众多商品的一个代表，事实上，这些商品确实取悦于消费者，但根本无法拯救其生产者于苦难。“耐克运动鞋的轨迹可以追溯到越南的血汗工厂，芭比娃娃的衣服可以追溯到苏门答腊的童工，星巴克的拿铁咖啡可以追溯到危地马拉被烈日炙烤的咖啡园，壳牌石油则可以追溯到尼日尔三角洲被污染的贫困村庄。”
在挖掘穷人的价值方面，前现代的欧洲比现代做得更好。那时的穷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是“神圣的存在之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作为上帝造物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意义和目的。穷人确实受苦，但他们的苦难是对原罪的忏悔，是得到救赎的保证。那些更幸运的人可以帮助、救济这些穷人，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救赎。因此，穷人的存在是上帝的礼物：一个实践自我牺牲、施行善举、忏悔罪孽、获得救赎的机会。可以说，一个依靠来世寻求尘世生活的意义的社会，如果没有穷人的存在，就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救赎的手段。
看到这一段，很自然想到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里提到社会加速的一个动力：文化的应许。现在的社会已经从来世的取向转为现世的取向了。人们不会再考虑彼岸的世界，而要在当下的生命中活得丰富和精彩。
“工艺本能”有别于工作伦理这个现代发明，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