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z爷爷从海南带回十张需要清理的渔网，早上吃过早饭以后，我便过去帮忙了。
可能是许久没有解过渔网了，我对搁置了几天的渔网上的气味非常敏感，尤其是用手掰开死去多日的螃蟹后流出的液体散发的气息。我心中有点忐忑，忍受着，同时有点担心自己戴的三层手套是否能防止死蟹遗液的渗入。
我还是难以想象，渔民们是如何能把这样充满异味、重复劳动、满是缠绕与混乱的生活日复一日地编织下去？
从九点多到十二点，我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忍不住懈怠，忍不住疲惫，直到叹奶奶喊我们去吃饭，我才如释重负。
坐在饭桌上，叹奶奶给我们准备好了丰盛的饭菜——我本再三推辞，她执意要留我下来吃饭，我便不得不揣测她是为了我做了比平时更好的饭菜。但正是摆在我面前的完整的、可口的和丰富的饭菜，却让我突然想到，这些平素在一堆堆混乱渔网和腥臭味中重复着渔网“解开-缠绕-解开”劳作的渔民，正是大城市和小县城饭桌上被包装和点缀得美味可口的海鲜的供应来源。
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人类的生存现状，并不像官方倾尽全力宣传的那样冠冕堂皇。他们说我们身处一个“地球村”，“最偏远的雨林部落的居民们在笔记本电脑上辛勤工作”。然而，正如娜奥米·克莱恩揭示的，全球化远没有做到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技术，“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压榨最贫穷的落后国家，以获取难以想象的利润。这是属于比尔·盖茨的地球村，他积累了550亿美元的财富，而他三分之一的雇员是临时工”。克莱恩还记得，在马尼拉郊区，她看到一个17岁的女孩在做组装电脑这样的高科技工作并对此表达了赞叹。“我们制造电脑”，女孩回应克莱因的赞美说，“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操作电脑”。计算机只是号称要创造平等世界的众多商品的一个代表，事实上，这些商品确实取悦于消费者，但根本无法拯救其生产者于苦难。“耐克运动鞋的轨迹可以追溯到越南的血汗工厂，芭比娃娃的衣服可以追溯到苏门答腊的童工，星巴克的拿铁咖啡可以追溯到危地马拉被烈日炙烤的咖啡园，壳牌石油则可以追溯到尼日尔三角洲被污染的贫困村庄。”
渔民们的生活是否贫困我无法给出判断，因为我没有全面和深入的实地调查，也没有翔实和准确的数据；进行渔业生产的例子也并不符合鲍曼在书中写下的那一段话，但经过与渔民们一起解网、吃饭和聊天，我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外，远方他者的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
现代化确实让世界在物理、空间和时间层面上变得更加紧密，但我们的社会距离却似乎变得更加遥远和疏离。
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吗？我也不清楚，更无法做出价值判断。
下面我想通过与一位熟识的老渔民的半日相处，尝试一窥依海之人生活的一角。
“前台-后台”生活 #
渔村生活的主旋律是出海。在西埠村，大多数的家庭以出海为生计，有父子、兄弟一起出海，也有夫妻协作出海。渔民们的捕捞作物主要包括螃蟹、鱼与虾，我发现不同的出海单位组成、船只型号、捕捞工具和时间都会影响捕捞作物的种类。
父子兄弟的组合单位捕蟹居多，如王新耀父子，王连准父子和杨卫国父子等；夫妻的组合单位则以捕鱼、虾为主，例如陈姐夫妇和谢友言夫妇。大船以捕蟹为多，小船和浮排以捕鱼虾为多。夏季捕捞远海梭子蟹和红星梭子蟹较多，冬季捕捞冻蟹较多。
过去限于与当地渔民关系尚浅，我几乎没有考虑过与渔民一同出海的可能，对渔民的出海生活也少有关注。前段时间巴斯给我们播放了她为姑丈拍摄的影片，内容是一个渔民的一天——出海与归来。我常常将关注点放在渔民归来后在摊位解螃蟹和清理渔网的劳作中，却在不知不觉间忽略了渔民从出海到正在出海，再到出海归来的这一段过程。
渔民什么时候出海（天黑的时候还是天亮的时候）？要去多远（远海还是近海）？去到目的地要多久？到了目的地后在船上要做什么（收放网还是收网）？在海上会遭遇什么（风吹？日晒？海浪的晃动？晕船）？什么时候回来？回来要多久？回来以后做什么？回来以后还有自己的时间吗……
整一个渔业生产过程，我想或许可以分为“前台”和“后台”两个过程。以生产的角度来说，行船捕鱼应当属于前台生活，为作为后台的摊位和家庭生产经济效益；摊位解网则属于后台生活，为作为前台的出海单位提供再生产的动力。
前台与后台的关系属于循环和缠绕的状态。
作为外来者，我时常觉得出海很辛苦。这里的出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含了渔民出海和归来解网的完整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