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十五分，我带着一点挣扎起了床。
走出房门的时候，我想起梁永佳老师说过契诃夫在萨哈林时是如何像一位人类学家一样展开田野调查，或者说，比人类学家还像人类学家那样去调查。
要对某一当地社会有所了解，我认为必须从它一天的起点开始，直到它陷入沉睡。特别是渔村，渔民们往往天还没亮便开始出海，村庄也从这一刻开始逐渐苏醒。
六点三十八分，我已经穿着水鞋往村子东部海的方向走去，一路上发出轻轻的“噔噔”声。这时候天虽然还没亮，但不少房屋已经开了灯火，我还能听见不远处妇女的说话声。
一阵驾驶电动车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一位大姐用雷州话朝我喊了一句：“（现在）去海啦？”但她很快经过了我，而后小声说了句认错人了。
大概是在六点四十分左右，我走到梁奶奶家，她刚好走出门，讶异我那么早便过来。等我们走到海边时，谢爷爷已经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走向浮排，准备出海。
我问谢爷爷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说得十一点，原因是放网以后，还要等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收网，之后再可以回来。和相对西边的渔民出海那样，由于船停泊的地方水位较深，谢爷爷和梁奶奶同样会用长竹竿划浮排过渡到自己的小船上。
水位的深浅是相对的。渔民到小船要经过的距离中，海水于人而言为深，但小船所在的水位深度相对小船发动所需的水位深度又为浅，因此渔民到了小船上后，往往需要继续使用长竹竿控制方向并支撑着小船移动到可以启动发动机的水位。
上船以后，渔民会将浮排暂时留在原地。
我问谢爷爷下次能不能带我出海，他想了一下，说如果没风就可以。来风的时候船会很摇，没出过海的我会晕船。
小船涉水较深后，我听见了发动机启动的声音。这时候梁奶奶喊我回去，我站在礁石旁边，心中完全没有离开的念头。我很赞成马林诺夫斯基说的，田野工作者必须时时出现在当地人的生活中，让当地人在田野工作者面前熟悉并行动自如。当然，此刻——当我想象渔民眼中的我时，我似乎呆呆而又尴尬地站在一边，时不时在手机上记录什么，不知道究竟在做什么——我觉得反过来更重要，即田野工作者必须使得自身在当地人眼中行动自如。这种不自如和颇为尴尬的感觉是一种屏障，阻碍了我进一步的参与式观察。事后我总结了几个解决的方法：
- 主动和在场的几位渔民交谈，融入他们的日常氛围；
- 必要的时候主动告知渔民自己来到此地的目的——并不复杂，了解渔民们如何出海;
- 混脸熟，常来，常与人打交道，来得多了，我想渔民也见怪不怪，我自己也会觉得在此间行动会变得游刃有余。这意味着我必须经常在这一时间段露面，而非一时兴起，只在某一两天内出现。
看着谢爷爷和梁奶奶的小船逐渐运去，我想之后可以问问东边的渔民早上出海都需要做些什么准备，怎么出发，还可以将他们的出海日常与西边的渔民做一个比较。我需要尽早和一位熟悉的渔民出海，了解自己的感受和状态。毕竟，如果只是停留在摊位，我的观察和感受便永远是“后台式”和不完整的，这是应该被克服的困难。
当再也看不见爷爷和奶奶的船，我回头看了几眼，发现前几天搭过话的大哥在整理小船上的渔网。他体格偏瘦，皮肤黝黑，是典型的海边渔夫肤色，留着四六分的分型，看起来年纪还比较轻。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这位大哥人也淳朴，我问啥他就回啥。他告诉我，不管是不是出海的渔民，遇到风浪大的时候都会晕船。不同的是我这种没出过海的一开船出去就会晕。
大哥和谢爷爷一样，出一次海到回来都要五六个小时。问起早餐咋办，他说“出海人就是这样”。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了解到停泊在东边的船只较小，以捕虾为主；停泊在西边的船只则较大，以捕蟹为主。在追问这边的渔民一般都是几点出海时，我从大哥那儿得知抓大虾看潮水，抓螃蟹就没那么看潮水。因而抓螃蟹的时候可以不大受时间的约束，同时出海以后放下渔网便回来，过几天再收回来都可以。抓大虾就辛苦一些，放下渔网后要等够时间收了渔网再回来。
另外，大哥今早七点之后才开始出发。我发现早在六点半那会儿海边就来了一些渔民，但彼此出发的时间会有一些距离。以谢爷爷和大哥为例，前者六点四十多就出发了，但大哥要在七点之后。这与他们船只停泊的位置有密切关系——大哥的船只停在今早更浅的位置，需要等海水慢慢涨上来才能把船推到足以浮起来的位置，之后再用长竹竿撑到支持发动机启动的位置。这里有个细节非常关注，当我天真地追问大哥晚上为什么不把船停得位置更往下一些，以便第二天出发时，他说晚上的时候潮水太高，只能停到昨晚较浅的位置，等到第二天潮水推下去以后，他的船只所在地的海水也都退下去了。这里你或许会问，那为什么谢爷爷就可以停得比大哥的位置更深呢？这也是我刚刚想到的问题，目前我猜测船只大小是主要原因。
相比我看到的其他渔民，大哥的船要小上很多，船舷低平，整张船看起来只有船身、甲板和一个发动机。我猜测这也是他只带五张网出海的缘故——我在和渔民的闲聊中了解到渔网数量的多少取决于渔船大小。
我在周围看到的其他渔船都比大哥的要大一些、构造更复杂一些。
待大哥将小船撑到远处启动时，已经是七点十五分了。我仍然在海边徘徊，直到三十七分左右时，一位戴帽子的大哥开始将自己的船只拉到可以被海水浮起来的位置。
他来得很晚，我猜测是船只停放位置太浅的缘故。后来他的母亲、妻子都过来一起帮忙，我也上前搭了把手。帽子大哥的母亲还福那天也在，听饭团说年轻的时候当过娘子军。她还记得我，当帽子大哥的妻子说我不是雷州人时，她回了句我的来历。
离开海边时，我边走边琢磨。今早六点半到七点半，在村子东边的海观察到出海的渔民大概有五六个，其中一对老夫妻，其余都是单独出海的年轻男性。之前猜想东边的船只大多不大，可能主要捕虾，还可能是夫妻协作出海，但今天只有一对是夫妻出海。在和皮肤黝黑的大哥闲谈时，我说到“如果有人能在家准备早餐就好了”，他似乎有点别样的反应，我便忍不住臆想他或许还没结婚，心中多少期盼能出海挣够钱成个家。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帽子大哥的妻子就没有和他一起出海。不过，我现在想，之后如果能建立起比较熟悉的关系，可以了解东边这几位年轻渔民的收入、婚姻状况，以及冬夏两季抓虾的区别。
我来海边观察得也太少了，因而与出海的渔民交谈得也太少，除了要在海边观看他们出海并进行描述，我还必须想办法和他们熟络起来，建立关系，才可以对话，了解更多关于他们更多的行为、日常和观念。或许过去我们会去摊位看渔民解渔网，在村庄和老人聊天，但那是方静走过的路，是缺乏了足够前台观察的后台观察。
从海边回到谢爷爷家的摊位，一种“前台-后台”的分野感觉更明显了。犹如一个村庄有欢腾和静默的时候（比如我对村庄从晚上的休眠到早上逐渐苏醒后的感受，比如从没进行神明祭祀到进行仪式的时候），渔民们一天在出海和归来的日常中也有属于他们前台流动和后台静止的时候。
谢爷爷家摊位上面就是帽子大哥家的房子——真的很大……帽子大哥的母亲正在整理渔网，我顺道上前和她搭话。她和我前段时间认识的一位奶奶一样，聊到语言问题时，都说到由于年轻时没读书，所以才不会讲普通话。似乎家庭困难、没有接受正常教育是村中妇女不会普通话的共同原因。至于男性，妃珍爷爷讲到出海的需要会使得他们学习普通话，甚至是白话和越南话。
她说到自己有两个儿子，刚刚出海的是弟弟，因为没有读好书，所以还是回来做海了。如果是以前，我心中对做海只有一种倾向于最终归于辛劳宿命的消极判断，但和妃珍爷爷聊过一次后，我却是觉得归来继承出海虽然辛苦，但未必就比外出务工更加糟糕。
我聊了几句便回去了，等会儿还要随叹婆一起去天后庙打扫。在回去的路上，我感觉在这位婆婆家没有得到如同在叹婆和梁奶奶那里那般欢迎的待遇。他们一家有六口，帽子大哥、大哥的妻子、大哥的母亲、大哥的父亲和大哥的两个孩子。婆婆只是和我有问有答，但保持着距离，大哥的妻子对我则比较戒备。不过我并没因此感到受挫，恰恰相反，我只觉得这才是正常的田野。过去在妃珍爷爷那里有过方静的足迹，多少掩盖了田野从陌生开始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
我忍不住去区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方静做过的事情。她是她，我是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过去——现在也同样多少带着——总是会将她作为自己的标准。但我明白，以她为标准，我只会迷失。
或许因为她的结果？那又如何，将她的结果作为我追求的结果，我还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屁孩，一个幼稚的成年人。内心无法独立强大，痛苦将总伴随于身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