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水手

志钧和我说，他想去欧洲徒步两个月，原因并不复杂——电影《朝圣之路》中的几段对话深深击中了他的心灵：

Son: “Listen…My doctorate…I’m not gonna finish it.”
儿子：“听着……我的博士学位，我不准备完成了。”

Dad: “You mean this year?”
父亲：“你是说今年？”

Son: “I mean ever.”
儿子：“我是说永远。”

Son: “I can’t learn about the world in school.”
儿子：“我没法在学校里学习这个世界。”

Dad: “You’re not just in school. You’re at Berkeley. Take a semester off, sure, but don’t throw away the last 10 years of your life.”
父亲：“你去的不是一般学校，你去的是伯克利。休学一学期，没关系，但别把你过去十年的心血白费。”

Son: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travelled about abroad? And I’m not talking about for business. Nepal. Morocco. India. Papua New Guinea. Europe. I gotta go to these places. I gotta go. I gotta go.”
儿子：“你上次出国旅行是什么时候？我不是说商务旅行，尼泊尔、摩洛哥、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欧洲。我要去这些地方，我得去，我得去。”

我尊重他的选择，纵使我难以抑制地认为他的想法难免理想化与浪漫化了一些。但如同我害怕的事情正是可能性的减少一般，我还是希望我们的未来可以多一些可能。

我时常和自己说，要真正做好一件事，讲出来得少，安静地、沉稳地推进才是真理。当我们忙于与他人表述时，执行事情的动力便在情绪的翻涌中消解了一部分。必须承认，在志钧和我分享时，我闪过数次此类想法，从他谈申请签证，到想象两个月的朝圣路会发生什么。

在我们一同相处的时间里，我总觉得自己是悲观、保守和现实派，他便完全反过来，乐观、充满激情、浪漫与探索欲望。我总是在他做完某件事后认真地告诉他更“正确”的价值观和做法是什么，而当我回头看时，我却又顾虑这段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使得他变得不够自信，不再那么坚定有力地坚持自己的想法。而我，在心底深处还是留有一份对某种纯粹、某种关于理想化的激情的歌赞与向往，它躲避着我对现实主动委身后带来的变化，并试图告诉我，我在活成经验，但我也还是某时某刻细细回味时，那个纯粹的、天真的、美好的自己。或许你会说，他怎么会轻易受到我的影响，但我自认从初中到现在一路走来，这段时间足够使得我们对彼此之间产生不易见但实在的影响。

我看着他滔滔不绝地叙述起他要亲身走一次朝圣之路的原因与期待，说着，他给我展示了一段电影画面中主角与其儿子的对话¹，背景音乐与人物的语气在艺术性的渲染下也勾起了我对那未知的朝圣之路的想象。

于是，我便想起了自己今晚与永胜的对话。

我们从KTV走出来的时候，永胜开电动车载着我在这座我生活了至少12年的小县城里瞎逛。如同去年的寒假，我也是坐在他的车后，漫无目的，那阵时我还不认识兵哥，没去过黑石屿。

我和永胜说，我并不十分想回家，还希望以后不要留在这里工作，能离家远一些就远一些。对我来说，我误打误撞看见了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人们过着我在此地从未经历过的生活。这意味着我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分叉路口，一个通往旧日的无尽重复，一个驶向充满机会与可能性的未来。

他问我这个可能性是什么。我拿不准，只说它可能是社会公益，可能是自然保护，还可能是学术。但不管它是什么，当我将我抛入其中，我暂时停止了每个假期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的惆怅。

我带着谨慎，习惯性地害怕别人说自己太幼稚、不够成熟，于是说我深知身上还缠着孔乙己的长衫，但我希望人生多点可能——这种希望与来自孔乙己长衫的不甘之间存在距离，如果这并非一种一厢情愿的认知。因此，当我想起上一次回家时，母亲和我说起可以尝试参加银行考试，以及她始终围绕着工作稳定而给哥哥介绍了一位在本地当护士的女孩作为相亲对象的事情时，我感到莫名的恐惧，以及一股未知的若隐若现的紧张与窒息——它连连追问我毕业以后，我该何去何从。

所以我不想回来。回来，我似乎无法触及更多的可能与机会，我将一成不变，大一如何，大四便也如何，毕业以后，我将手无缚鸡之力，我将一身赤贫；回来，这里的一切如此熟悉，目力所及，我的朋友们重复着大一与大二时做的事情，出来漫无目的地闲逛、撸串、小酌几杯、唱歌……我知道，忙碌了一个学期后即将迎来春节，这些活动也是应该有的调适，我们在生活之中，同时，这些也不过是多样性生活中的一面，而我只是在下意识中选择性地看到了我所看到的，并记录下来。但我实在觉得，如果我不图变化，我所看到的最后将会是一个半推半就的人生。

永胜看了我一眼，说我想得太多。我突然想起，以前看他留着长发的样子，偶尔会给我一点神似林宥嘉的错觉。

他觉得这没有所谓，他早已想好，或许以后会回家开店卖烧饼，尽管他对广州有了武汉与哈尔滨比不上的感情。他不在意离家远近。

挺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下意识地说了句“开心就好”。

“你每次都说开心就好，但你每次都没做。”永胜说。

“每个人开心的标准都不一样。”说罢，我却对他的回复感到错愕。

我开心的标准是一种关乎可能性的自由吗？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可以有未知的变化，可以有一个与当下我所能见到的亲朋好友身上的人生十分不同的经历。

我想多少是的，它在，它让我今天想起了一句话：

“如果尚且敢想，那便做一个自由的水手，游遍世界上的每一个港口。”

我安静地听着志钧叙说他对徒步朝圣之路的决心，攒钱，克服困难，哪怕被抢劫了也不怕，要和旅途上的人们交谈……我一边听，一边思索着志钧在真正面对这些情况时会如何，我完全不相信他现在设想的感受会与真正发生时一般，但我会愿意留有至少1%的相信，设想着某天他真的踏上了去欧洲的旅途，就像他真的独自一人去了云南，说去武汉便去了武汉，说去哈尔滨便去了哈尔滨。而我，总是那个摇摇晃晃的人，他们呼喊过我，我踌躇。

想着，我轻轻推开了关于那一次他中途放弃到加拿大做交流生的回忆。

“我会一直记着这件事，然后问你的。”我对着志钧说。

志钧肯定地说自己一定会去，或许其他事情会告吹，但关于旅行，他不会掉链子。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我已经在此刻做出了相信的决定。或许他也会放弃，或者遗忘。也许是一年后，也许是几个月后，也许是明天。谁知道呢？我喜欢给所有的事情都保留一切可能性，从不爱说一定如何。而我现在只为那份实现的可能性祈祷，因为我离它遥远了许久。

我们都想做一个自由的水手，游遍世界上的每一个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