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眼前的田野：读《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2024年03月25日 · 5552字 · 12分钟 · 阅读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FJ时，我问她：“兵哥推荐你看过的书里面，哪一本让你印象最深刻？”

FJ想了想，说：“《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后来，FJ在硇洲和我讲过的话，以及我在她手记中看到的文字，似乎无一不在呼应拉比诺试图在书中表达的一个观点：“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

对拉比诺来说，摩洛哥的田野资讯人¹们并非那么神秘、那么极具某种冒险小说中的异国情调，更谈不上是过去诸多人类学民族志中对“事实（fact）”科学实证主义般记录下的所谓客观的“野蛮人”抑或是“高贵的野蛮人”。恰恰相反，他甚至认为“摩洛哥人和人类学家都是极其相似的现代人”，只不过是在不同的传统知识体系中为民族/政治使命寻找支持——一面是需要某种新形式的摩洛哥伊斯兰传统，一面则是欧洲和美国的思想和政治传统。

或许这样的描写会让没有读过本书、对拉比诺来历和传统民族志书写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一头雾水。我将试图尽量从自己有限的了解将内容变得易于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写下这些源于我过去的某种隐蔽的、一度骚动过的不安和困惑——究竟怎样才算田野作业？我做的田野调查是否算作一个人类学专业的成人礼？

在读这本书以前，我有过一些美好的想象，带着从中寻找某些慰藉的目的——或许我能从中找到与拉比诺共鸣的感受，例如曾经在田野中的迷茫、无助，我想知道别人在田野中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感受。结果在意料之外，但又完全在情理之中。拉比诺确实有过昏头转向的绝望感，但他还是做了实事的人，做了许多在书上乍一看没觉得出奇，但设想我自身尝试却难以想象的事情！这包括但不限于独自在摩洛哥买车、与政府人员周旋、在实际受到陌生村庄人排挤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去发展资讯人并持续和他们完成村庄的信息收集工作。也难怪他能在来到摩洛哥前便“大言不惭”——“已经厌烦了做学生，厌倦了这个城市²”，“要去摩洛哥成为一名人类学家”。必须承认，我期待过看到他在这些我眼中难以推进的事件内的各种心理感受，他有过恐惧、焦虑、失望和愤怒，但这些没有到处充斥在书中，实际上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显然，他处理好了。

这本小书没有很浪漫的图景，拉比诺也直言不讳“幻想着不久后回归到自己的群体中，曾经支撑着我度过了许多孤独日子，却没有在我回来时出现”，这些反而对我来说是迷人的——我不相信浪漫、我反对给真实的田野涂上强说新词的色彩。也如同拉比诺说的那样，“这份被轻轻遮蔽的细微差异的迷宫，曾在摩洛哥无数次感受到的那种几乎不能抓住意义的感觉又回来了。但是我现在是在‘家乡’”——某些事物不会因为去过田野便会按照隐而不现的预期般变得不再一样，它可能是某种情绪，某种感受。

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科学的田野调查方法³，希冀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或者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一种与当地土著人同吃同住的方式来达到对当地社会全貌的了解，力求“看见”客观的事实，反映当地社会的真实面貌。梁永佳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代译序中讲到，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高密度的田野工作成为了人类学者的不二法门，埃文思-普里查德更是慷慨地评价道：“可以公正地说，现代人类学的全面的田野工作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他（马林诺夫斯基）的教导。”我相信当下专业以及非专业的田野工作者都接受了马氏的教条，至少脱离了人类学的扶手椅时代。我们不一定要完全对马氏的教条亦步亦趋：所谓“三步策略”，用大纲表格勾画出部落生活的骨架、用不可测量的例证填充部落生活的血肉、收集语言材料和精神生活资料，以一种雄心勃勃，把握整一个土著社会的状况。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拉比诺做的，便关注了和马林诺夫斯基，以及受马林诺夫斯基影响的一系列传统民族志⁴都不一样的视角——田野工作者的确在搜集关于当地社会的事实，他也在村庄中寻找资讯人，或是和他们建立友好紧密的关系，或是给予他们一定的金钱，以获得他们在绘制村庄地图、制作村庄族谱、了解村庄亲缘关系、经济状况和土地分布情况等问题上的帮助⁵，但对拉比诺来说，那些所谓的“事实（fact）”⁶——即人类学家在田野中寻找到的材料，其实是人类学者和其资讯人共同制造的产物，它们从不是一个客观的有待显微镜观察的对象，而是一种先前就作为阐释，同时还在等待被重新阐释的文化。

于是，资讯人便不再是一个常被忽略的，处于喑哑状态的服务于田野事实的不被看见的人。共同制造事实意味着资讯人必须先将自己的世界客体化，学会说明自己的文化，并将这份文化“呈现”给人类学家。如同作为资讯人的摩洛哥人回忆自己村庄的地图，而其中让我印象很是深刻的是从不会关注自身财产的马里克在拉比诺的要求下为自己的财产引入了可视化的概念后感受到的错综复杂的情绪流露，以及友善的穆罕默德·本在讨论马里克的肤色偏见时思路清晰，却在作者追问自己（非穆斯林）与他（穆斯林）间的平等时惊慌失措——世界划分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前者无论何种情况都高于后者，这是真主的意愿，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区别。他没有过错，而拉比诺想表达的是，没有所谓的“原始人”，只有其他的人群，过着别样的生活。对本来说，拉比诺是一个来自主导文化的富有成员，而本对这种文化持有最深刻的保留；对拉比诺来说，本在为一个文化大同的复兴奋斗，但拉比诺对此不再支持。拉比诺对彼此以及彼此间的关系叙述很形象深入：

两个主体相视，每个人都是那个自己所处的并限定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的产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传统中存在深刻的危机，但依然回溯传统，以期复兴，或是寻求慰藉。我们两人相互之间是那种深层意义上的他者。

或者，换一段话描述更为精准：

隔开我们的，基本上是我们的过去。我能够理解本·穆罕默德，但只能到他理解我的那个程度——也即，局部地理解。他和我一样，并非居住于一个他性恒久不变的水晶世界。他成长于一个能够为他的生活世界提供有意义的但仅仅是部分令人满意的解释的历史性环境。我也如此。我们的他性与其说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本质，毋宁说是不同历史经历的总和。不同的意义之网分割了我们，但现在，这些意义之网至少部分地互相缠绕在一起。

拉比诺知道试图理解他者，以及他者理解自身都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各自的过去，各自的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认为他希望读者们接近他的意图——所谓异国他乡的神秘的原始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过着别样生活的人群。他将在田野中对所谓客观和科学的事实的忠诚悬置一旁，转而将田野中的他者置于自己的目力所及的每一处——如何遭遇他希望在摩洛哥遭遇的他性？答案或许就是在这些与他者相处的过程中，他说“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这里的理解并非他如何熟悉与明了对方，而是能看见自己和对方所攀附的活生生的不同的过去与文化。在这似乎有点拧巴（至少表达上如此）的说明中，他确实在他者面前绕了一道，借他者理解自我，感受这“曲折”过程迸发的他性——传统赋予了我们不同的象征系统，那他是谁？我是谁？

坦诚说，我没能很清晰有力地理解拉比诺要表达的“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更多时候，我只能在他一反严谨的忠诚式科学记录中感受到某种转瞬即逝的“触动”，那“触动”好像在心底向我招手，一次次说“近了！更近了！”，连连招呼我过去。我疑心这是不是一种错觉——我似乎在接近对拉比诺这些表述话语的理解？但我确实不大清楚他怎么理解了自我，而只感到他看见了他试图理解他者，这过程将资讯人们变成了书中的主体，他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展开，他们的生命变得立体而有厚度，仿佛他们也在自行叙述，而非等待着拉比诺笔尖的垂怜！话及此处，我便想起五天前看完的《依海之人》，在我眼里，那些维佐人相比之下可显得太扁平了——他们只是等待安排和组织的材料，作者对他们的情感也无从让人感受。这样说明的意图很简单，也是一种重复，即拉比诺将田野中的资讯人确实变成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制造人，至少在作为读者的我看来，他们在共同创造——田野中的一切鲜活了，以最强有力的武器的形态向传统的民族志书写宣战：

“文化即阐释。人类学所谓的‘事实’，即人类学家到田野中寻找到的材料，本身就是阐释。”

写到这里，要表达的思绪也变得稍加清晰了一些。拉比诺在书中强调的是他与资讯人的互动，细微的情绪、复杂的情感，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从他与阿里在行车上的争执，到走在山谷里的莫名而又自然的惬意与友爱⁷；他反复驱车送村民来往于村子与市镇的躁郁与马里克不合时宜的询问碰撞后产生的无法阻挡的坠入冰点的关系。这些使得资讯人在民族志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用布迪厄的话来说，拉比诺这样的做法是“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或许对我来说，试图尝试的、在意的正是这些田野工作者与田野中的人相互“触碰”的每一个瞬间，或者每一刻。我从不认为田野工作中存在多少浪漫和神秘的图景，尽管在我第一次想象田野调查时，却正是将其描绘为一副在异国他乡的冒险。拉比诺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实诚地将场景呈现出来，以及复杂多样的情绪。

回到我前面的问题，究竟怎样才算田野作业？怎样的田野作业才是人类学的成人礼？过去我完全接受了非田野则不为人类学的脉络解释，一个人类学的田野似乎总要有村庄地图的绘制、亲属关系、村庄土地分布的状况了解——这些是传统的事实，就好像“岩石一样，被捡拾起来，装进容器，运载回家，然后在实验室里进行分析”。拉比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田野工作的早期阶段，人类学者以他自己所理解的“天真的意识”进行工作。“在那里”的现实看起来那样具体，那样俯拾即是。在村里的最初几个月，我的愉悦是和这种确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很多东西需要解释；一旦事实被收集起来，仿佛它们自己就能进行解释。按照外部世界所呈现出的样子来理解它是最基本的第一步；它是令人满意的、容易把握的，但并不够。

实际上，“事实”所阐明的东西远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假如它们所表明的全部只是说，摩洛哥是一个没有充分就业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前景不看好，那么压根儿就不需要千里迢迢跑这么一趟。我在芝加哥已经对此有不少了解。

当然，我认为必要的“事实”还是需要有的，这些绝非可以作为一事无成的借口。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想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何记录我们和田野中的人。囿于有限的专业知识，我或许在某些程度上会误解拉比诺写作本书的意图与主旨——我所感受到的是他看见了他者，并籍此同时呈现自我，但我自己所得到的启示是如他一般视资讯人为事实的共同生产者。我在田野中看见的一切不是我一人的独角戏，被称为复数的文化也不是一个单薄的概念——“文化事实是多重阐释”，那些如同我一样，带着主观解释此地文化的人，关于他们的一切都很重要，我应当在所剩无多的田野时间里思索如何紧紧抓住，珍惜这眼前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