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将熟悉变为陌生

“我不再相信有良好社会这样的东西了。良好社会将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会对自己说：‘我们还不够好’。”

—- 齐格蒙特·鲍曼

不想复习，我选择写写读过《将熟悉变为陌生》后的感受。不过，或许不应当说是感受，更多是一种言之无物吧，又或者自我陶醉——写作或许总带有欺骗性，表述也总难以避免带有作者的表演和自我掩护的成分。这么说的原因，是我也想如同春花那样，在写作中追求一种诚恳、真诚的态度——倘若我没有记错，春花或许也是这样想。

我们到底在写什么？我们到底要讲述什么？如果这不是一种高明的智力游戏，又是什么？

本应该好好复习，但是心中也有着不受掌控的“摆烂”想法，读“闲书”是一种选择。恰好《将熟悉变为陌生》是鲍曼和哈夫纳的对话录，话题广泛，交谈轻松，阅读的难度并不高，我读完了，甚至可以做到一边吃饭一边阅读——好吧，关于这一点，我自认为值得一提，心里有点小小的“偷着乐”，毕竟常说短视频是电子榨菜，但我就要对着干。

言归正传，接下来来聊聊这本书在我眼中都讲了什么，我会按照话题进行小标题写作，如此，内容可能会比较聚焦，而且或许也可以在以后的写作中用上一二。另，教导我论文写作的老师提过一个概念：建构自己的“四库全书”，我想阅读后的相关记录与写作正是建构个人认识资料库的过程。不过，我其实犹为喜欢另一个说法：一个人的思想发育史便是他/她的阅读史。

“将熟悉变为陌生” 🔗

哈夫纳：在您看来，今天，社会学的任务是什么？

鲍曼：在这些情况下，社会学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公共空间，那就是由个体——发现自己面对晦暗不清的地外世界的个体——组成的共同体。我试图解释这背后的机制，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对试图掌控自己生活的个体来说，这是前提。我不是说做到这点你就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了；我不给别人提建议。但你至少应该更有见识，应该了解现象背后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社会学意味着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这就是社会学的任务。我不认为社会学处在危机中。我认为现在人们比以往更需要社会学家——为当前这代人服务的新一代社会学家。

我对鲍曼的接触或许源于对《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的阅读，因而也给他贴上了“消费主义”的认知标签，时而还会与写了《消费社会》的让·鲍德里亚搞混。但实际上，鲍曼的兴趣十分广泛，消费只是其中的一环，他对宗教、移民、技术、风险、艺术和爱情等都有所论述，擅长从新的视角解读以往我们司空见惯的概念。我想，或可算是回应了“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而在这些广阔的领域之上，还有一个或说可算是统领的总要素——“流动”/“液态”（liquid）。¹

何谓“液态”？我想可以用《将熟悉变为陌生》中鲍曼的一句原话来揭示：

“原来的做事方式全部失效，新的方式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具体来说，此处的“液态”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在爱情、技术、消费、个体化与公共领域、政治、宗教、甚至恐惧的情绪等所有人类生活相关的事物，都发生了与与过去全然不同，但今日却不知如何应对的变化。下面我将分别从以上各个领域开始讲述鲍曼留给我的思考。

爱情：我们失去爱的能力了吗？ 🔗

鲍曼对当下的爱情状况是悲观的态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转变为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关系。

他主要以在网络寻找伴侣来举例。当今的消费模式中，网络消费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无论是购置食物、衣物抑或者其他任何物品，乃至需要观看某部影片、聆听某首音乐，往往都是通过网络消费实现，随之而来的是相关网站的推荐。相应地，当想要寻找伴侣时，约会网站也会提供（或推荐）一个目录。

鲍曼认为，这带来的是人们更加倾向于使用大量可测量的生理和社会属性组装出爱的对象。例如，人们根据对方的发色、身高、体型、胸围、年龄，以及自己的兴趣、嗜好和厌恶来选择伴侣。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鲍曼认为这背后潜在的想法忽略了作为决定性因素的人——具体来说，危险的地方其实在于人与人的关系转化成了人与日用品的关系。他说：

我不会发誓对一把椅子忠诚——为什么我要发誓将这把椅子当作我的椅子，至死不渝呢？如果我不再喜欢它，我会买一把新的。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但我们学会了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人。当我们遇见更有魅力的人时，会发生什么？就像对待芭比娃娃一样：一旦新品上市，我们就会把旧的换成新的。²

鲍曼在此处很显然是以消费的视角来分析亲密关系。我不知晓自己的描述是否会带来歧义，例如也许会有读者问，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嗜好等来选择伴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谁会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呢？关于这方面，我想从两方面回应，一方面是鲍曼的进一步解释，另一方面是我自己的生活感受。

我认为鲍曼所不支持的是“‘爱’不再是‘爱’”。在鲍曼眼里，真正的爱直面的对象是具体的人，这意味着爱会带来承诺，也意味着个体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更意味着对自由和束缚关系的处理。³

因此，当哈夫纳说到爱需要牺牲时，鲍曼说：

如果爱的本性就是愿意站到你爱的对象那边，支持她，鼓励和赞美她，那么，情人就必须做好把自利放到第二位，放到被爱者之后的准备，就必须做好把自己的幸福当作次要问题，当作他者的幸福的附带问题的准备。用希腊诗人琉善的话来说，人“把自己的命运抵押”给被爱者。与常识相反，在爱的关系中，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对立并非不可调和。它们会统一、融合，最终不分彼此。

显然，鲍曼所反对的是一种商品性的、轻盈的、自由大于责任的“爱”。当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成为人与消费品之间的关系，便意味着“人只有让对方满足，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具体表现可说是我们进入一段关系往往是期待从中得到满足，但如果我们觉得另一个人会给我们更多满足，我们就会结束当前关系，开启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任意一方都可以随时解除关系，伴侣双方或会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担心自己就像“过时的夹克一样被抛弃，被遗弃”，毕竟，可以丢掉的关系的人不需要努力维持关系。

关于人与人关系的消费化，我个人的的浅薄感受在于网络上人们对于某些“指标”的执着，放眼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年轻人们似乎都在趋于某种标准化的打扮和装饰——我将这些视为“现代的美丽属性”，如女性需要怎样苗条轻佻，同质性的妆容和发型，男生往往只有达到180cm的身高，方才入得广大评论区的“法眼”。大家似乎都默会了某些值得肯定、被爱的价值标准。我没少见过诸如”身高没有180，还能找到对象吗“类型的帖子，部分女性觉得自己没有魅力，却又往往说不出具体缘由所在。在我眼中，就如同求职者向用人单位推销自己一般，当下的浪漫关系中，男男女女们似乎也都习惯于将自己视作需要装点的商品，所谓“优质者”在平台上大胆展示各种照片，评论区一片欣赏、搭讪，而所谓“劣质者”则会发帖表露自我怀疑的情绪、寻求安慰以及帮助。我想，网络技术使得当下与过去表现出的不同在于，人们得到了更便捷、传播更广泛的自我展示平台，这些平台似乎就是天然的商品展台，台上灯光闪闪，台下人头攒动，只等你精心包装自己——你在挑选在当下满足需要的他者，而他者也在考量你是否符合他们的“消费”需求。

写到这里，我自认应当是尽力表述清楚了。这种人与用品的关系带来的是“转瞬即逝的爱”，鲍曼的描述非常切中要害。

“在动荡的时代，你需要不会让你失望，在你需要的时候会陪在你身边的朋友和伴侣。在生活中，对稳定的渴望是重要的。脸书一百六十亿美元的市值就是建立在这个需求之上，人们不想独自一人。但同时，我们又很害怕投入，怕被纠缠，怕被束缚。我们害怕错过什么。你想要一个安全的港湾，但同时，你又想保持自由。”

过去我在课堂上分享过一篇研究，似乎正是用这种“安全-自由”的视角来研究短期的亲密关系——炮友。我不知晓当下的普遍亲密关系现象究竟是何种状况，但我抱有的是悲观态度，这与我的性格也有关，更与我过去在亲密关系上的时时“碰壁”有关，因而我对这话题十分在意。

回收“世界线”，在我看来，本小节爱情之讨论，液态之特点其实在于人们的关系由“人-人”转变为“人-商品”之后，爱情的潜台词（换句话说，亲密关系中人与人的联结）或许不再如长久以来认识般是承诺、奉献和厮守，而往往表现出需求、消费、满足、轻盈，可以随时脱身，但人们仍然会眷恋爱本身的甜蜜以及联结感，因而最终呈现出自由与责任之间的矛盾，安全和风险之间的张力——坚固的、稳固的事物已向流动的、液态的事物转变。

技术……何以出现大屠杀 🔗

鲍曼有一本著作，名为《现代性与大屠杀》。我还没看过这本书，但在《将熟悉变为陌生》中，提及鲍曼于《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了一个争议性的论题，即工业化地灭绝人类的想法是现代性的，而非德国民族主义特有的产物。

鲍曼认为，现代是一个使得实施种族灭绝的现代方式成为可能的时代。经由工厂技术、官僚制等的创新，尤其是某种现代观念——”我们可以改变世界，甚至是颠覆世界“，使得种族灭绝成为可能。

什么意思？我认为鲍曼不仅对过往的历史进行的梳理，甚至对未来做了一些隐晦的预测⁴。纳粹主义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对于进步和完美的追求使灭绝无数的人成为必然。这些人被认为不可能适应人们想要的那个完美计划。毁灭就是‘新’的本质，消灭一切不完美正是实现完美的条件……他们力图一劳永逸地根除人的境况中一切不受管制的、随即的或难以控制的元素”。

鲍曼视之为现代的野心：管理世界的已经不再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世界，但上帝缺席，或说已死，接下来便是人类自己管理和再造一切。⁵消灭犹太人是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

而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鲍曼提到移民到发达国家的落后国家的人们，以及日益被无法满足消费主义需要的新穷人们，他们日益成为社会中的负担，被边缘化，被排挤，甚至面临危险的境况。虽然鲍曼没有正面指出他们未来会遭遇什么情况，但是在就发达国家将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负重转移到落后地区的讨论过程中，鲍曼似乎还告诉我们，这些地方已经不堪重负，而在发达国家内部，那些来自无法再装载遗弃物的落后地区的人便逐渐成为要处理的目标，如《将熟悉变为陌生》所言：

哈夫纳：消费社会专门致力于生产垃圾。在这方面，时尚还是一个相对无害的例子。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您所说的“‘无用之人’的生产。为什么您把失业者归类为无用之人？

鲍曼：因为社会不再使用他们，他们的生命被认为和难民的生命一样毫无价值。这就是全球化、经济进步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大获全胜，失业人数节节攀升，并将很快到达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资本市场的每一次扩张，都会让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失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社会安全网。这创造出一种新的下层阶级，一个由失败的消费者组成的阶级。社会中不再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现在，废物处理场供不应求；而过去供我们输送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不复存在，我们不知道该把他们放到哪里去。长期以来，我们民主的福利国家的成功，就取决于这种（处理“无用之人”的）可能性。今天，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已经被占据。这就是当前危机的新颖之处。

我想起了《人类清除计划》系列电影，讲的是美国每年都有一天犯罪合法化，人们在这一天可以进行任何违法犯罪活动，而这带来的是社会底层人员的减少，起到了缓解社会压力的作用，还催生了军火和安保产业。看起来这部电影的设定有些荒诞，但如果将其目标与意图放在今天，似乎也可契合……

如同鲍曼所说，类似的大屠杀并非一种对野蛮的回归，并非是对现代性、现代文明核心原则的反叛，恰恰相反，这些屠杀——“推进这些计划的人则做好了抛除一切顾虑的准备。他们只是在做其他人当时也想做，却不够坚定或无情到真去做的事情”。鲍曼认为，我们今天也在做着相似但不引人注目的事情，即本节标题——“技术”。

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把人的互动自动化，我们还在追求这些东西。今天所有的技术，归根结底都在做这个。能够避免人与人之间一切可能的接触，被认为是进步。结果，我们也就能毫无顾虑地行动。而在直接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

我仍然记得，大一的社会心理学课程上讲过“威权”，里面提到为什么士兵可以开枪扫射无辜的平民？为什么士兵可以投射下炸毁方圆千百里的核弹？有的解释说部分士兵认为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有的解释说投下核弹与亲眼可见万千生命消亡的场景完全隔离等等。⁶

如果觉得这些距离比较远，其实可以缩近到我们眼前的生活，如项飙过去关于“附近”的讨论，他认为技术带来了“时间的暴政”，如当下人们对于外卖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是因为根本不考虑他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如何，进入小区时又要和保安如何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事物在技术的作用下被忽略了，送外卖的小哥只是手机屏幕上的一个点，你需要的是这个“点”尽快抵达。

在大学里吃中饭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外卖员排队送餐，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大学食堂就在你楼下，怎么会需要去叫外卖？学生给我很多理由，比如外卖更好吃、外卖比较便宜（因为平台有补贴）等，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觉得下楼见人要打招呼太累。这跟我们过去到食堂吃饭的感觉很不一样，过去我们去食堂吃饭不仅是要吃东西，也是觉得在打饭的路上可以跟同学一起聊天啊。但现在的大学生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负担，也不知道聊什么，见了人很紧张；本来见了人就要逃，现在有了数字化技术，他当然是要用它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这个技术之所以能满足你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因为有人可以从中赚钱了，你买的东西送到你手上，是有人开着摩的跑来跑去，在高度紧张甚至危险的情况下把东西送过来，而这些你通通都不用管。数字化的真正奇妙是它为你屏蔽了你跟生活的很多真实联系，使你对生活的真实联系无知无感、不感兴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你推向了数字化生存。**这里面有资本的运作，创造出很多花招把人们引向数字化生存。所以，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技术过程，或者说这首先不是一个技术过程，而是一个社会过程。

提及这些，想要说的是技术如何隔离开人与人距离。现代技术的发展本以追求科学进步、人类的福祉为目标，没曾想在鲍曼笔下，它却反而为理性的反面服务，发生了与出发点背道而驰的变化。

消费：攫取自由灵魂的隐形猎手 🔗

哈夫纳问鲍曼，消费和消费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鲍曼说，前者是个体的特征，后者是社会的特征。

在消费主义的社会中，想要、企求和渴望某个东西的能力脱离了个体。它被物化了，这意味着，它变成了个体之外的一种力量。要抵抗这种力量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受制于它。满足所有商业创造出来的需求的欲望变成一种把社会凝聚为一个整体的瘾。

这里有着很明显的涂尔干对于“社会”的定义。涂尔干主张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事实自成其类，独立于个体并且大于个体，不受个体控制，反而能对个体产生巨大影响。研究社会事实，只能通过其他的社会事实来进行，而不能化约为个体的生理或心理层次。社会事实的显著特点是对个体的强制力，这种强制力来自所谓的集体表象。

鲍曼认为，消费主义赖以生存的，是人们的不幸福。最简单直接的论述是市场必须要让人们觉得下一个商品更好——这意味着每个当前所获得的商品都无法有效满足需求，如此产品方可迭代，不断的生产得以继续。

但如果带着历史视角回顾过往的消费情况，或许会对今天的消费主义产生更具体的理解。⁷鲍曼以十九世纪的工匠为例，工匠们以满足需求为追求——“只要每天还有面包吃，他们就不会愿意服从工厂所要求的纪律”，而这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害怕的对象，它不允许“幸福”与“需求的满足”处于等式的两边，所谓幸福，应当等同于欲望数量的不断增长。换言之，欲望是消费主义生长和繁荣的源泉。

诚然，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追求就是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看起来鲍曼的解释并没有太多新意。但不同在于，我认为鲍曼似乎可以告诉我们消费主义如何如同猎手一般潜伏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迷离的时刻随时准备“收割灵魂”。

下至五岁大的儿童，就被消费社会朝着不知足的消费者的方向训练了。星期天，他们会和父母一起，去一个充满有趣的、令人激动的、诱人的商品世界中购物。一旦厌倦，他们就会把买回来的东西扔掉。

消费主义文化以这样一种压力为特征：被迫成为别人，去获得在市场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营销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设想为商品，设想为能够吸引客户的产品。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成员本身就是消费品。可矛盾的是，这种强迫——它强迫你去模仿当前市场销售者兜售的“值得拥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认同——不被认为是外在的压力，反而被人为是个人自由的表现。

无边的恐惧 🔗

我会时常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但这并非源于某种病理性的缘故，如所谓抑郁。我觉得这份恐惧是社会性的，而非生理性的——或许大多数人也有过，无论是如我这般年纪的青年人，抑或是中年人，但我并不知道如何解释。

鲍曼认为，我们的时代被恐惧所定义，社会在保护我们免于恐惧的同时，却又生产出更多的恐惧。今天的恐惧“更任意、更分散、更模糊”，他举了一个西方社会的例子，而在我看来，中国今天正重复着这种现象。

你为一家公司工作了三十年。你受人尊重，突然，一家公司吞并了你的公司，你的公司开始拆卖资产。你被解雇了。如果你五十岁了，那你几乎没什么机会再找到新的工作。今天，很多人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它是凭空冒出来的，不可预防。

在我的记忆中，网络上已然弥漫着一股对于失去工作的恐惧，而当下的考公热、教师编制热是否也可作为一种佐证？特别是在疫情以来。

当然，要阐明清楚现代的恐惧，也离不开对于此前恐惧特点的讨论。关于旧日的恐惧，鲍曼概括为“具体”，即害怕的是具体的事物，如庄稼没长好，农民思索天会下雨，还是继续干旱；孩子走路上学，会经过一片有狼的森林，因此家长需要陪同过去；过去战争期间，人们相信可以通过制造地堡来自保，不论是否行之有效，至少恐惧的对象清晰明确，总能想到在眼前的手头上做点什么，因而并不绝望。

这里其实涉及到了风险和危险的概念。危险具体，人们知道害怕的对象，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风险则变幻莫测，不知踪影，如一阵笼罩在心间上的阴霾。从这里可以看出，鲍曼受到乌尔里希·贝克的影响。⁸

提起贝克，引出的是个体化——现代社会的恐惧除了任意、分散和模糊，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个体化。用贝克的话说，今天，个体必须要用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来为社会的问题寻找个体的解决方案，而棘手的地方又在于这些问题不再是地方性的，即产生于某个具体的地方如巴黎、柏林或华沙，而是全球性的。这里鲍曼续上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卡·卡斯特说的，我们生活在”流动的空间“，一切都在流动，问题也在流动，超出了领土。

关于这一点，且不论西方社会，我认为在经历过集体化时期的中国社会或许会更加明显。

当去管制化和个体化扯断——或至少是大大弱化——传统的共同体纽带，扯断那些自古以来就存在、看起来似乎将永远存在的亲戚与邻居之间的纽带时，现代特有的那些恐惧就出现了。随着共同体的解体，恐惧也被个体化了。今天，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使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自己的恐惧。

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私有化、个体化了。按法律规定，我们都是个体。我们无法摆脱个体的义务；我们被要求承担这些义务。一方面，这是好事。我们能为自己服务，能自己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持续地受挫。我们经常觉得自己不足。这使个体成为孤儿。

或者用吉登斯的话来说，社会的个体化又可称作”生活政治“，即把你或我，或其他任何个体变得一体化的议会、政府和最高法院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用自己的资源、靠自己的发明解决自己遇到的所有问题，即便创造这些问题的不是我们。但困难的地方又在于个体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工具和资源。

何以产生这样的现象？鲍曼给出的原因是国家和市场都失去了力量。

鲍曼指出，过去，民族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主权者，但现在权力却已经迁移到了政治之外：首先是迁移到跨国公司统治的全球空间；其次是迁移到无法通过民主来引导和控制的消费者市场；最后则是迁移到了公民身上。公民不得不用私人手段而非传统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具体来说，权力在全球化，但政治还是地方化。我们的生活和未来其实会受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人的影响，甚至决定，比如他国领导人如何对待气候变化，日本如何处理核污水，乃至扩大的金融危机，这些都会在许多程度上左右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未来的境况，但我们所处的国家和政府却不一定能很有效地抵御这些影响，以致于我们要遇到的问题，将越来越需要我们利用私人资源进行解决。

鲍曼带我们回顾了一下西方历史上国家的角色变化。经受过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苦的人相信强大的国家可以解决问题，极权主义者如纳粹主义相信全能的国家，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西方民主国家在二战后创造福利国家。而到了70年代，国家由于无法兑现承诺——如充分就业，以及福利国家的没落，这些使得国家的作用受到怀疑，它不再是救世主，幸而还有替代，鲍曼称作替代意识形态——市场登场了。人们相信，只要释放市场力量，消除阻碍和管制，奇迹就会发生，因而撒切尔夫人、里根、米尔顿·弗里德曼、基思·约瑟夫等新自由主义的声音成为主流：去管制化、私有化、把一切留给市场看不见的手来处理，一切都会好起来。

好景持续了三十多年，但2007年-2008年信用系统的崩溃，危机卷土重来，不过这次，人们既不相信国家，也不相信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时期称作葛兰西意义上——现代意义上——的”过渡时期“。他是这样定义过渡时期的：**原来的做事方式全部失效，新的方式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知道的只是，国家和市场都没有能力弥补它们自己造成的破坏。它们都需要控制——我们只清楚这点。我们不知道怎样控制它们。不受控制的市场是危险的，而国家又是无能为力的。主要的问题是：谁来做需要的事？对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者和各种相互竞争的社会政策方案的支持者来说，这都是一场严重且不断深化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与20世纪70年代相似，人们希望出现一个全知全能的强人，解决所有的难题，一个拉着人们的手安全走过黑暗森林的父亲，如同今天美国的川普，萦绕在周身的，是类似”相信我，给我权力，我会做需要我做的一切事情“。

鲍曼似乎对此非常悲观，直言这也是困扰他的问题，他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我们正在逃离行不通的方案，可我们又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

乌托邦总是位于未来，但未来不再迷人。它充满了风险、危险和挑战。它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或当下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已经对进步理念失去了信任；想到进步不再令人振奋，反而会引发焦虑。它也让我焦虑。我可能会跟不上变化。我很可能会变得多余，我的专业也一样。

“神是人的不足” 🔗

老爷子直言不信教。我也是。提到这点，必须说一说，即便我相信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是被阉割过的，但其中的哲学内容却也成功地让我相信唯物主义，越来越相信。如果学过马哲，相信读者们的记忆都非常深刻：意识不过是物质在人脑中的反映，世界的本原是物，所谓精神、意识都是派生。我现在十分笃信这一点，尤其在我意识到，我无法梦见我没有在清醒时所接触过、听说过、想象过的事物。不管梦境多么天马行空，它都不过是被主观能动性改造过的外界的物。

当然，如果你能有更渊博的学识说服我，我想我会很开心。因为正如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说到的，科学的发展、理性的发展使得世界被除魅了，人们所相信的个体与宇宙之间整体的联系感被割裂了，那些神秘、灵性、超验的可能性如同被驱散的大雾，人们眼前的景色虽然变得不断清明，但所再次看见的，却是一片荒凉之地——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却不会告诉我们要如何，什么才是值得，我们失去了某种精神的信仰。⁹

或许正因如此，鲍曼认为宗教很重要，重要在于信仰和超然存在的意义。

我认为，没有宗教，人性是不可设想的。我们不可能都是圣人，可如果我们之中没有神圣的人，那我们甚至连人都不是。他们为我们指明方向。他们向我们展示，超越之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可能性。在我们拒绝承认那条路、拒绝走那条路的时候，他们刺痛我们的良知。其实我们也都在指望某种大于我们的东西。如果它不是神，那它就是别的什么——对利润的追求，对金钱的崇拜，或是如今被我们拜为神物的技术。

对于西方来说，宗教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便我们说宗教已经不断世俗化，但是某些信仰仍然沉淀在人们的意识深处。虽然中国常被认为没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但我认为在关于超验、灵性事物的体验上，无论东西方都是互通的——当下我只能以”人与宇宙的整体联系“这样的表述来勉强表达。人们总相信”冥冥“，某种原始的呼唤（calling），以及某种超然于自身的存在。

鲍曼不相信存在宗教意义上的神，神是一种产物，源于会思考的人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正因人类发现自己的行动和思考遭遇到了极限，方才相信还有着某种高于自身的事物——人的极限表明超越于它的事物的存在。因此，无论哪个时代，哪个部族，都产生了相关的宗教的需求，而无需神父左右。或者更准确地来说，人类中各个群体几乎都存在超自然观念。

现代性则质疑人的不足，认为科学和技术会使得人类克服自己的缺陷，声称不足只是暂时的，人们只是还没有抵达培根说的”所罗门学院“¹⁰。只要人类足够努力，花足够的实践学习便可以抵达那里，并将超越人这一物种必有不足的屈辱感。¹¹然而，或许现代性可以在”是什么“上使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不足，却很难为人们解答”该如何“，科学让人们从传统的魅惑中苏醒，但，醒来以后该走向何方？至少在当下，这还没有答案，不知道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是否算是对此的一种反应？以及，如鲍曼说的，西方世界所谓的宗教复兴其实是灵性的复兴，人们转向内在，转向一些超越日常生活和日常忧虑的事物。

责任、道德、共同体与世界主义 🔗

我能读出，鲍曼对于社会和人性的关怀，这集中体现于他对责任和道德概念的重视。

在鲍曼看来，过去具有共同处境和命运的工人们的团结在瓦解了。由于工会和福利国家的衰落，作为个体的工人需要高度为个人负责，在工作之中，不但没有产生团结和共同体感，反而由于每个人之间都是潜在的竞争者，每个人都在怀疑别人，每个人都希望，在下一轮合理化改革、裁员和外包来袭时，别人会成为受害者，是多余的，只有这样自己才能保住工作。

他主要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过去是固态社会，是福特制，今天是液态社会，是随时的流动和无边的恐惧。具体来说，固态社会中的福特制度下，资本和劳工的关系是共产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相互依赖。鲍曼以底特律的工人和福特为例：工人们在福特的工厂讨生活，没有福特，他们就没有了谋生手段；但福特也依赖他们，因为没有工人，共产就无法运转，正是工人使得福特富裕。双方不必讨论这些，也很清楚彼此需要一起生活很久，明天、一周、一个月，甚至十几年后。甚至”年轻人在菲亚特或标致当学徒时就确定，四五十年后他会在同一家公司退休，也许还会得到一块金表，感谢他几十年来的忠诚服务“。但这在今天显然是一种奢望，每个人都在担心他们的小公司是否会被更大的公司吞并，老板又是否会出于某种原因将资本迁到某个工人乐于接受更低工资且没有罢工的地方，又或者是自己是否会被购买进的先进大机器乃至算法替代。甚至是一个中产阶级，都可能发现一觉醒来自己的工作没了。

这是对关于人与人的一种联结——团结之瓦解的介绍，下面将是关于责任落后于技术发展的介绍。

鲍曼认为，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情境当中，但是我们却还没有世界主义的心态，不会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堪培拉大学给他提供社会学教职时，他问到同事从堪培拉到悉尼多远时，同事回到10美元——一张机票的价格。鲍曼很惊讶，他原本认为同事会说到公里数，或者时间，但完全没想到会是钱——”我们不会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来思考，而是把事情转化为我们熟悉的概念“。

我对此处的理解时，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了解，甚至影响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人与事件，但我们的意识却没有跟上，我们仍将这一切局限于自身。在这里，鲍曼的原话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施加影响的能力，可我们的道德成熟度还停留在亚当和夏娃的水平“。

我认为此处的内容很丰富，也很意味深长，是鲍曼没有言明的部分。先再说说鲍曼认为怎样才算是有世界主义的心态，或者说”道德成熟度“：

“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必须在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情况下，为某个东西负责。我们不能算计它。顺便说一句，这是在进一步发展让-保罗·萨特的想法。他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他认为：在我们生命中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在承担责任，就算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承担责任。我们注定有良知，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痛苦的来源之一”。

可见，鲍曼受萨特关于责任观念的影响。由此，他对道德的理解也是充满关怀的，即他认为人类不可逃避地在存在上就是道德的存在，承担着对人类同胞负责的责任。道德的生活是一种持续不确定的生活，要道德就要为自己的责任负责。或许这些也和鲍曼经历过的二战有关，对于纳粹的极权主义，对于大屠杀，但远不止于此，当下世界上存在的各种不平等、战争等也都与此相关。因而，他也带着冷静的关怀，指出人类即便不可能知道行动和疏忽的后果，也要为它负责——一个人在柏林做的事情，可能会对孟加拉国的未来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此时此刻的我们所做的，也都会对尚未出生的咨子孙后代的生活状况产生重大影响。要知道，今天我们的行动带来的影响要比以往都更大，远超自身。

不过，鲍曼仍然是带着悲观，认为世界主义的心态难以达成，人们很难成为世界主义者。他以群体的发展历程作为解释，特别是共同体。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形成总是通过对其他共同体的反对来形成，如“我是德国人”的含义之一则是“我不是法国人”，正因为有德国人和法国人，所有这些公国才组成了德国。但对于世界主义者而言则面临着一种新的境况，即人类这一群体比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更大，民族国家有边界，人类没有边界，每个人都能主张他或她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人类这个广泛共同体的一员，这一情况前所未有。¹²

他谈了谈网络的观念对共同体观念的影响。加入与离开共同体都不容易，而网络则相反。过去，人们在共同体出生，并拥有一个长期处于其间的位置，但在网络中，人们可以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进行重新设计，不喜欢某人便通过不回复或屏蔽来无视。总的来说，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共同体的制约，而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则更加可塑，为人们所塑。而当网络影响共同体，如同现实中的爱情被网络约会重塑一般，今天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体对人类提出要求，人们拥有多种从属关系，可以随心所欲切断自己的忠诚，却又不再被视为对共同体的背叛，以致于鲍曼不无悲观地认为：

“今天，几乎只有社会文化阶梯底端的人才会形成一体化的共同体。在那里，和先前时代的普遍状况一样，人的联系对生命来说还有意义。”

最后的闲言碎语 🔗

鲍曼与共产主义 🔗

鲍曼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来离开，但始终秉持着社会主义的理念，他自述如下：

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我依然坚持这一社会主义理念：评判一个社会的标准，在于它能否让最弱势的成员过上体面的生活。

鲍曼谈幸福 🔗

鲍曼的幸福观颇让我感到耳目一新。他认为，幸福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时刻、一个瞬间。摘录一段话，关于鲍曼回答如何增加幸福感，以飨读者。

努力工作。画家创作艺术品，数学家解出难题，园丁种植植物并欣赏到其开花结果。这就是幸福。你要有所创造。在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仑引入“劳作人”这个术语来解释做扎实工作的欲望。把工作做好的自豪，完成任务，克服看起来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都会让我们幸福。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的渴望。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工作中的快乐感，即把事情做好带来的那种快感。我们随之也失去了自信和享受幸福感的能力。研究表明，对我们的满足感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大约有一半是不可商业化的，因此也是在商店中买不到的。只要我们还把幸福等同于购买许诺幸福的好商品，对幸福的追求就将是无止境的。我们越是接近目标，它也就越是失去吸引我们、让我们幸福的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必须持续地被替换。

鲍曼的父亲：静默的读书人 🔗

鲍曼对父亲的几段描述让我在意：

我父亲会在睡前读书给我听。晚上八点钟下班回来的时候，无论多累，他都会先读一章给我听，然后才上床睡觉。因此，他对印刷出来的文字的尊重和激情也感染了我。

我父亲自学了几门语言。他对阅读充满热情，自己也会写点东西。他去世后，留下俩用意第绪语写的大量手稿。

我的父亲生活在智慧的世界里，他终生远离一切实际的事物。而他越是培养自己的这一面，他在宗教上也就变得越不正轨。

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的祖父莱昂·科恩把波兹南的一个小纺织品商店给了小两口。我父亲特别不适合经商，他永远在思考他读到的一切——很快，他就破产了。他失业了一段时间，甚至尝试过自杀。后来，他在波兹南一家大书店找了份簿记员的工作。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一段：

“他是天生的思想者。他只有在夜里才会高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他下班回家，但在九点，在妻儿都上床睡觉的时候，他会点起蜡烛看书。然而，无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他都为照顾家人而牺牲了自己。我认为他并没心怀什么希望。他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责任感，那种责任感维持着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