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旁听了人类学专业的《人类学历史与理论》课程，由张敏老师授课。我才知道张老师是凯博文的学生，虽然老师今天主要讲的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人类学历史，但能感受到张老师的讲述不是出于「中国民族学」的需要，而是「人类学」/「民族学」本身。人类学可以说最早发端于「我」与「他者」的区分，如彼时前苏格拉底注重讨论世界本源的时期结束后，人们由对自然的关注转向了人——城邦人与异邦人之间，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有什么不一样？人类学或民族学虽然带有殖民的出生胎记，但从「我」到「他者」，再从「他者」回到「我」，其最终关怀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张老师还让同学们阅读最新翻译的《剑桥大学人类学十五讲》，然而民族学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那一套。同样地，整个人类学硕士课程授课的对象只有二十来人，但民族学却有 86 人，两者的差别还是不言而喻。
中午与导师和同门见面，导师邀请我们一起吃饭。本专业今年硕士研究生多达 86 人，多数老师招收 4 个学生，我的导师则招收了 3 人——我与两位女生。意料之中，不少学生都提前给导师发了邮件，而两位同门更是早在复试前的 3 月份就给导师发了邮件——用导师的话说是「未雨绸缪」。我猜想自己或许是最晚联系导师的同学，但与其说最晚，不如说「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正是在 9 月 10 日那一天的凌晨，我自认诚恳且发自内心地写完自荐信。彼时我已然抱着问心无愧的态度，倘若导师不愿意接收我，我也心甘情愿，并将全身心投入计算机学习。但我想象过，真诚地交待自己最为重要，也坚信在选择导师这件事情上，必须是学生与导师彼此真诚地走向彼此。事后导师也告诉我，她为我写的信所打动，这也让我感动。
导师与我们聊了许多，询问我们在北京生活是否适应、有什么困难、未来的规划等等，她很亲切和蔼，关心我们，但并不要求我们得奖或发表论文。事实上，与此相比，她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否有所阅读和成长。导师也没有因为我对伦理人类学感兴趣——这一方面不契合她的研究方向和兴趣，另一方面也不符合民大民族学的期待——而有所微词，而是马上想到黄剑波老师，并询问我是否有阅读安排。让我们颇感意外的是，导师说到不少民大民族学本科生考研考不上本校，倒是多为外校学生考上。
晚上，我到操场跑步，同门 Z 发信息问我是否去打麻将，那一刻恍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喜出望外，当即停下脚步返回宿舍准备赴约。
回来以后，我感到失落与难过，思绪汹涌，难以排解，想要写下什么，却不知如何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