硇洲岛随想：不需要意义的结构

引言 🔗

今天被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的一篇文章吸引了，标题是《项飙✖袁长庚：“内卷”正在出现新的结构性特征？》

文章的大致内容是讲当下将要走进大学和走出社会的年轻人面临着的生存和意义命题，原话是：

“当好的大学未必通向一份待遇优渥的工作，工作亦无法带来向上流动的承诺时，我们该如何去面对随之而来的生活选择与意义焦虑。”

这是戳中我的第一点。

其次便是这一句：

“在工作难寻的情境下，谈论‘工作的意义’是否又是一种特权和奢侈？”

我也一直追求某种意义，其实我们可能都是。从高考开始，一个好的分数的意义是好的学历（985，211），而一个好的学历的意义则又是一份好的工作（例如刻板认知的稳定、体面、在家族中是有面子的）。

在这里，项飙老师和袁长庚老师的想法启发了我新的思考。

文中提到，袁老师认为“在经济狂飙的年代，人生的意义或许可以在未来美好生活的允诺中兑现，而如今恰恰是每个人亟需重建自身意义系统的时刻，答案也许在家族几代人的经验里，也可能在我们于工作中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尝试中。”

我想我理解的意义正是亟待被重建的对象。

正如项飙老师在讨论中提到的，“游戏化”的考研如今不仅作为手段，更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在备考过程中，学生知道劲该往哪里使，每一天的生活怎么安排，期待一个好的分数，从而明确生活的方向。”

但我想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过去的困惑慢慢浮上心头，随着我在期末考的前两天跑到硇洲岛，以及我在学校对同学们的观察中渐渐清晰了起来，也得到了描述和诉说的勇气。

回忆 🔗

我不喜欢学校的图书馆氛围。

其实更多时候图书馆给我的感觉是压抑。

我也不喜欢我们学校的考研教室，每次经过，看到大家把头埋进如山的书堆，以及专注地看着电脑屏幕和平板屏幕的样子，我感受到的不是来自心底的热情，其实更像是背负着苦难在山上攀爬，严肃、紧张的气息无处不出。我每次找教室经过时都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好像他们已经形成了战时阵营，任何外来的无关人员都完全被屏蔽在外，甚至视若入侵者。

我想大家一定会觉得我的想法很奇怪，也觉得我很荒谬，为什么会对专注、奋斗有如此曲解的想法呢？

我过去会觉得是自己想太多的问题，以及只是自己不努力，也看不得别人努力。

但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扪心自问，我们如此用功的意义是什么，是否都指向上岸呢？

很多时候，上岸就是最终的意义。

我从不会否定这件事情的意义，因为它也一度是我的意义，我也知道，它更是广大寒门学子与普通人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的向上通道（也是我的）。

但如果我们今天将视角放在项飙老师与袁老师谈论的大学未必通向待遇优渥的工作、工作亦无法带来向上流动的承诺，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自身的意义系统？

在面对前景不稳定的社会时，如果作为学生的我们永远只将意义赋予在/视野放在狭义的“读书”（例如考研为代表的升学），我认为我们其实在画地为牢。在项飙老师和袁老师的眼里，考研考公的年轻人们求稳的表现实质体现出一种追求上升，而我感受出来的更多是自我磨灭了更多的勇气和可能。在不确定性面前，在社会环境（媒体话语、就业形势）与身边他人意见的影响下，我们将意义聚焦在自我眼前可见的意义之上，这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本体安全感”，我们能暂时给自我和社会一个交待。但是这条链条是短的，而且仅仅是纵向的。

正如文章中提到的：

“在过去的田野中，一些年轻人曾向项飙表露自己对于走向社会的恐惧，尤其害怕‘付出就有回报’这个意义链条的断裂。”

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尤其害怕付出就有回报这个意义链条的断裂。这是社会给我们感受到容错率太低的原因吗？这种害怕和疑虑是否也是我们自我限制和禁锢自己的来源？

在大二下这个节点，我也越发忧虑自己的毕业，渴望时间再慢一点，再慢一点，不愿走入社会。而唯一可见的能消解这种恐惧的途径，似乎是考研。可实际上当大家问我要不要考研的时候，我心里是随波逐流的毫无疑问的肯定——就像生命的某个时间节点到来，我就理所应当地去完成某一件任务。但是在嘴上，我会犹豫地说出不确定的答案，在我看来，一方面，要做的事情就不应当说出来，应该在完成以后才有谈论的资本；另一方面，我对考研这件事也没有一股来自心底的一往无前的热情——尽管这看起来太天真了，就像开头所说的，“在工作难寻的‘情境’下，谈论**‘工作的意义’是否又是一种特权和奢侈？**”，我会想到袁老师眼中的考研“游戏化”：

“袁长庚援引国外科研团队关于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指出，当外部局势变得混乱，人们会把认知范围缩小到一个很具象的领域。他注意到，不少年轻人在网上变卖自己的考研笔记，许多人也是通过其他人的分享攻略上岸。整个过程就像玩游戏一样，这是他们对走向外界迟疑时，唯一可以将之落实和对象化的任务。”

我们身边也是如此。在校园墙上会频繁地看见寻找考研搭子的帖子，声明只是一起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一起学习，不谈恋爱，也不一起玩耍¹，似乎就好像组队闯关一般。或许是我想多了，又或许是本来这样的现象并不特殊，但它成为一种广泛的现象时，我们就应该为它驻足反思。

在我看来，我所观察到的大多大学生同样是这样的状态。但是这样的意义系统是否需要经过反思？

“而在备考中，尽管也有焦虑，自己仍然能够遵循着一条可以被预期的规律。一旦这种‘一对一’的回应链条不成立，人在生存意义上的挑战便凸显了出来。”

我们的意义链条是否本应更长，或者说是不止纵向的？

我想项飙老师给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思考方向：

“项飙曾在访谈中说，一部分在大厂工作的年轻人之所以感到‘意义贫困’，是因为他们既看不到自己的工作成果最终具体通向何方，也无法和身边的人产生横向的意义链条。而一份‘好’的工作，就是有机会能和他人产生具体的联系、带有充分合作空间的工作。”

根据项飙老师的说法，我联想到自己16号考完社会工作实务后，抛下19日网络社会学与发展社会学的复习，跑到硇洲岛参加黑石屿参加鲎保育日活动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

我独自一人从广州南站坐3个小时的高铁抵达湛江西站，而后在网约车上辗转了接近一个小时，之后是踏上二十多分钟的船，看着浪花在船尾翻腾，蓝色的海水，海风吹过脸颊，我突然想到如果此时闷在学校背书，我一定会觉得很烦闷。

尽管沿途中我时而在内心会问自己：这样真的值得吗？

我知道，我在忧虑，忧虑考试的分数——我不会挂科，但是我过往的绩点已经累积到了3.88（4.0），这一次任何一门如果只有60-70，都将出现滑铁卢的下降。

但此刻，海风下，看着身边熟悉的家乡湛江人黝黑的皮肤，以及愈来愈近的硇洲岛岛屿，我却是觉得当下的内心干净而澄澈。

上岛以后，发生了许多平淡但是却已深藏心底的故事，我会在“田野-故事”中的硇洲岛篇详细记录。我想在此记录下的，是与最可爱的人——饭团姐姐、小庄老师和阿用哥，以及颉老师一同踏上岛屿寻鲎的过程给予我的感受。

饭团姐姐、小庄老师和阿用哥都是返乡的创业青年，他们在硇洲岛西埠村开了一家名为“黑石屿”的民宿，此前已经围绕海洋、社区举办过许多活动。这一次是与来南海水产研究所的颉老师团队一起举办“鲎保育日活动”，旨在通过黑石屿儿童社科普和推广海洋珍稀物种鲎以及鲎的保护知识。

举办这样的活动，饭团姐姐并没有营利。但从活动策划，到协调、主持、结束，饭团姐姐全程亲力亲为，联合颉老师的科研团队，发动了村子里的儿童家长，还联系上湛江市本地的相关高校师生和行政机构负责人，一起顺利举办了“鲎保育日活动”。

我起初并没有很深切的感受，和我的生活似乎还有一些距离。就像呼吁大家保卫鲎的颉老师所说：

“我们面临过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大家都觉得保护鲎这件事和自己无关。”

但让我驻足的，让我忍不住去尝试思考的，让我触动的，是已经年入半百的教授颉老师也是全程投入其中，穿着大家以儿童取向定制的鲎保护主题衣服，在周六周日同样从广州风尘仆仆赶到硇洲岛，即使是在炎热的大堂下也热情满满地和大家宣传活动内容和进行鲎的知识科普，以及在饭团姐姐组织村子小孩子们开展“守‘鲎’活动”仪式时，站在一旁脸颊上洋溢的发自内心的微笑。

之后我们一起踏上了东海道附近的无人小岛，去寻找野生的鲎。

在阿用哥打趣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鲎，但是饭团姐姐还是精力满满，认真地寻觅时，我忍不住感叹：“因为是受热情驱动，而热情永不浇灭。”

让我有些讶异的是，颉老师的眼里好像有着微弱的光，微笑地说道：“是呀！”

我们从中午三点多找到了傍晚六点半，一共找到了三只野生的鲎。

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走进了田野。

和大家一起踩在沙子上，吹着海风，在开阔的退潮的沙面上寻觅着鲎的踪迹。这种感受很奇妙，我好像和大家连接在了一起，我窥探到了他们所热爱的但似乎并不为我以及我背后的庞大意义系统所接受的事物。

就好像饭团姐姐做的事在我们尚且热血而纯真的大学生看来是有向往和挖掘的“意义”，但似乎营利的方向难以明辨，颉老师的努力似乎也并没有被外界广泛传播。

可是，他们的意义链条就好像一座横向的桥梁，跨越了自我眼前孤立的纵向，连接起了不同生活世界里的生命。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热情和情感，能让他们如此坚持呢？这一种意义，似乎……正是我们当代年轻人所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