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老师如约而至，今晚给我们“补”上了“非虚构写作”这一门课。
本以为人类学研训营结束以后，一切就真的结束了，或者说，我和梁老师来之不易的联系也彻底断绝，没想到老师还惦记着我们。毕竟，按正常的情况来讲，“回头”、“有机会再”、“下次”这样的话不过都是交际场面的粉饰和伪装。
梁老师对人类学带着一种责任感，一如他向我们转述他的老师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如果今天借不到这本书（费老的著作，不清楚是《乡土中国》还是《江村经济》），可能你就再也不会接触人类学了。”
或许是因为梁老师的功力深厚，也可能因为他的“离经叛道”，每次听梁老师讲课都有一股实在的“获得感”。
以下是我的简单纪要。
Q：为什么社会学很多的研究方法无法在人类学中使用？
A：因为这些方法是抽象的，但人类学的对象是生活。
“眨眼”—深描。 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之中，即使只是一次“眨眼”，也可能蕴含着无比丰富的信息。
“He must contrive somehow first to grasp and then to render”
如何“抓住”？并非得到问卷，拿到录音就可以了，这远远无法表达出当地人的生活，还要“render”。在合格的民族志面前，所谓问卷不堪一击。
生活就像一个文本，我们不是给别人描述和分析，而是在翻译。由于生活在不断地变化，因而民族志不是生活，也无法成为生活，只能是生活的局部顶格。不要试图去概括和全面解释某一个社会及其生活。
民族志是“创造性的非虚构”，基于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件，但创造出来的内容具有丰富意涵。
好的人类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
合格的民族志应当追求把自己的经验变得生动（vivid），使得情感具有冲击力（emotionally compelling），读起来有劲。
最难受的是不知道如何跟别人解释自己做田野的感受。
民族志写的不仅是故事，还要有创造的能力——可以和理论对话。概而言之，好的故事藏着理论，故事生动了，往往可以找到蕴含在其中的理论。以契诃夫的《苦恼》为例，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异化”、涂尔干的“失范”和韦伯的“祛魅”进行理解。
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十分精彩，三言两语间可以将人真实地写出来，说明契诃夫对生活有着强烈的敏锐度。项飙也是如此，能用通俗的话把生活讲得十分有意思，虽然讲的都是大白话，但是从中可以感受到背后是大量的书籍和理论。此外，契诃夫在萨哈林的生活简直与田野调查无异，早上五点多便起来，但还是觉得什么都没有记录。
《资本论》是一本关于欧洲的民族志，也是非常精彩的理论。
不要去问别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要看当地人在乎的是什么、理解他们在乎什么。
引发我讲这个故事的由头究竟是什么？
田野不必追求普遍性和代表性
一天的生活都可以写十篇论文，但这是意在说明生活的意义是无法穷尽的，也是极其丰富的。
问题意识是在田野过程中形成的
无法穷尽调查，只能尽量按照脉络调查
对地点的感觉和描写，写地点要有感受，像摄像机一般，不是做汇报。第二种无聊透顶，因为这根本不是生活，无法身临其境（然而当下的论文大部分在使用这样的模板）。
梁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下，如何写“热”和“冷”，让读者身临其境。
示例。
适逢今日我在思考如何写出我在解渔网时闻到的“臭”，应该如何用文字传递给别人？其实，我想这是一种和因为我的态度（恭敬、拘谨、礼貌）而理解出来的臭，是一种掺杂着需要用礼貌维持关系进而来理解的臭。
总结
- 民族志是一种文类，在文化解释到写文化之间出现了危机。不是生活客观反映，而是创造。民族志传递真实，像文学家在写作，不同的是他做的是真实的。
- 好的非虚构写作如萨哈林岛，如董桥和契诃夫，让被往常科学与实证训练杀死的感受复苏。我们可以从人、故事、地点三方面的写作来进行训练。
- 民族志（故事）写作之后还要和理论对话，人文学者和社科学者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