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看到一篇被梁老师称为渠神的渠老师在第8期“三联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文章(原文章发表在公众号“三联学术通讯”,标题为《渠敬东丨真正的教育不止发生在大学》),好奇之下点进去看了一下,读完以后真想拍案叫绝。
好的思想和文章锋芒展露而不过分尖锐,洞见之中是深沉的穿透力。
在此转载原文,以作自我启示与勉励。
真正的教育不止发生在大学1 🔗
今天的活动3还是挺有必要的。我想每个人都关心教育,每个人也都关心知识的未来,其实也都关心自己的未来。我想四位老师4都是阿伯特5的学生,所以你们跟阿伯特有非常亲密、亲近的关系。因为他们四位也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他们和老师的情感是什么样的。比如,思达的研究就学到了阿伯特研究中最精华的部分,他把本土或者中国的经验提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水准。
我个人在学术意义上也是阿伯特的学生,因为我也读他的书。像刚才利平老师提到的阿伯特的书,《发现方法》之类的,我都读过。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接触他本人。2016年北京大学文研院举行揭牌仪式,我们特别邀请了李零6和阿伯特两位老师做开幕演讲。这里是有想法的,因为他们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研究、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一个讲的是很久远的事情,一个讲的就是今天的现实。我清楚地记得阿伯特为演讲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那次演讲就是《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的第五章“学术作为理念和学术作为日常工作”。我想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准备?是因为他期待我们北大文研院发生的故事就像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里发生的事情一样,那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他期待在北大将来会发生同样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学者吃茶点和喝咖啡的状态,乃至他们上厕所的状态都是他们真实的一部分。这话听起来似乎无聊,但思达、田耕都讲到一个人的状态决定了他的未来,一个机构和大学的状态才决定了我们所说的教育的未来。
阿伯特在这篇演讲里提到,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芝加哥学派?当然他没有做学术上的讨论,他没有概述这些学派是什么。而是说芝加哥大学在社会科学楼和图书馆里有什么样的配置才使得学科之间、教授学者之间真正成为朋友而共同开创了学术的未来,这是关键。所以我想,他是在用一个社会学家特有的眼光去看待生活,无论是学术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细节,还是宏观的大事。这是阿伯特——无论是他的学术研究还是他的个人生活——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文研院我经常和他聊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也聊费孝通、瞿同祖,或者陈达。我很惊讶,他为什么对于中国早期的社会学有如此的兴趣,但是我也很清楚,他觉得中国意义上的这样的经典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未被发现的世界,而这个未被发现的世界对美国学术界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反。像阿伯特这样的我们最崇拜的国际潮流中的先行者,最前沿的学者,他们反过来去关注我们最容易遗忘的学术的过往。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说:“你可能是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他没有否认。没有否认就是思达刚刚说的,在他的文字里你会读到淡淡的哀伤。所以我想这种哀伤大概就是,他作为既严谨同时又有着宏阔视野,受到传统脉络深深滋养的学者,作为生活中全神贯注于所有细节,热爱自己的学校、热爱自己的楼、热爱自己的学生的人,所产生的那种哀伤。在这一点上,阿伯特的著作就足以被称为经典,这个味道就是经典。
阿伯特书里讨论的问题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教育是非常相关的,而且是密切、直接甚至完全应和的关系。本书的第一篇叫作“大学教育的目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阿伯特非常有预见性,他在书里说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今天几乎充分实现了。比如他说“我们的知识会迈向更为社会性的知识,求知的人会特别容易形成组织”,说得特别清楚,我们今天的课题组和课程体系,这就是组织。其实我们刚才也讨论了,学生修读一门课如何拿到高分也需要组织,学长要为学弟提供各种秘籍和经验,学生们还要看到老师的偏好,这就是组织,而且是更社会性的意思。
第二点,“知识的戏码越来越像商品的倾向”,讲得也很清楚,就是“从话语性的求知向口述和图画式的求知转变”。如果老师上课没有PPT,你们就觉得特别单调乏味。如果你读的书没有图画、没有其他手段,你就觉得忍受不了。这和我们刷视频、刷微信和朋友圈是一个意思。所以我想说的是,阿伯特还有一些没有谈到,比如那个时候的美国是否像今天一样清楚,知识会成为一个人进行自我确证和自我保护最重要的砝码。其实我们今天学的很多知识都是为了一种自我辩护,这些变化我们如今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也是思达老师一开始讲的今天的一些现象。
但是有意思的是,虽然他的演讲对于未来特别是今天有着强大的预见性,阿伯特同时也告诉我们,教育最大的魅力和最大的麻烦就在于教育是不可预见的。说实话,如今大学生拼绩点,拼了确实就保研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东西对你有什么终身的影响,它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你学到的知识究竟是把你越埋越深,让你变得越来越笨了还是让你变得更加清明、更加有思考能力?我们今天上这么多的课,是让你的知识更丰富了还是让你更加僵滞了?我们都无法预测。所以教育最难预见的是这一点。但是阿伯特用各种各样的事例甚至数据来说明他的几个重要见解。第一,“世俗的成功不取决于你在大学的学习”。其实,你能考上北大你不就已经成功了吗?你还需要那么多成功吗?其实你换一个专业,换一个行当你也会成功的。但是大家不会相信,似乎还有第二个“北大”、第三个“北大”等待着我们。
第二,他说“你具体的成功程度是你离开大学之后进行职业选择的结果,和你上的大学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真正的教育不止发生在大学,它是在你的职业意义上的成长,而真正的意义发生在你大学毕业以后,踏上工作岗位才是你真正取得成功的开始。你不要觉得读了一个好专业,你就注定会成功。
第三,“没有证据显示大学给了你别的地方不能给的认知能力”。社会上很多优秀的人才,其实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这足以证明你在大学里花了所有巨大的心思把每门功课都修好和你的成功没什么关系,和你的能力没什么关系。甚至阿伯特会认为,那些被看作综合素质的东西,可能事实上在职业教育、职业生涯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教育不可预见,或者教育在每个人身上的效果是不可预见的。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该追问的是,大学里应该发生什么?大学当然应该发生“知识”。但我告诉大家,刚才田耕老师说,当然他引用了韦伯的例子——你对你所做的事情没有感情和执着,就像爱一个人,没有感情和执着,你就不会有收获。今天为什么会有问题,就是因为你上一门课就换到下一门课,你的知识,求知的情感,你的兴趣,你多少带有的志向,都不能瞄准你最情有独钟的东西。就像田晓丽老师说的,这是道德教育还是反道德教育呢?这是智识教育还是反智教育呢?这就像爱一个人一样,你平均地爱了不同的人。所以我想问的是,大学里究竟应该发生什么?
再比如说,刚才思达老师也提到了,我们今天的阅读能力严重下降,我不是指求知意义上的阅读。我想说的是,人生的长度总有七八十岁,现在更长。所以人生就像一部长的电视剧一样,每个人都是如此,如果你没有长的阅读习惯,没有长的叙事习惯,没有在一本厚厚的《战争与和平》此起彼伏的情节中与连着国家命运的所有人的命运共同成长的习惯,你一辈子怎么过呢?你会很耐心地过自己的生活吗?我们现在所有的痛苦来自于对生活没有耐心,对眼前一点点的失败没有耐心,不能用心挺过去。哪怕老师批评你的一句话,你都觉得过不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长的阅读,没有长的叙事,没有习惯把自己的生活像小说或者一个哲学或思想文本那样拉长,耐心地体会和琢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阅读能力的下降是人能力的下降,是你的痛苦增多的必然。这不止是在知识意义上。
我还想说的是,刚才田晓丽老师提到的,金耀基和阿伯特有什么不同?我也同意田老师的观点,我们真正的生活,带有道德情感的生活并不止来自于我们学到的知识。我们今天所有学的知识都是普遍的知识,我们今天上的课好像是人类世界——无论是中国、西方、古代还是今天——都普遍适用的真理。但是所有这些知识到你具体生活的时候全部倒塌,所以知识对你没什么帮助,你学了无数的道理和巨大无比的知识体系,它不能告诉你怎样和寝室的同学处好关系。
今天的大学不重视培养学生怎样跟同学相处,怎样跟老师相处,怎样跟我们所说的大学里的前辈相处,怎样和更大的文明的系统相处。这才是真正的情感的来源,情感不是靠分析情感社会学就能学来的。我们今天的大学里没有更多的相互交往、交织的生活,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集体意义上的活动,我们很少有两个人甚至几个人共同实现的而非任何单个人能实现的生活。那我觉得欠缺是不是太多了?我举个例子,刚才思达老师回忆他十几年前的大学生活,用了“有闲”这个词。“有闲”的含义是什么?“有闲”就是可以交很多朋友,可以吃好多顿饭,情感和社会道德就是从这里来的,而你有了这样的生活才可以对应你读的经典和你读的其他书,才能体会其中的道理。没有生活,你读了十部经典也没有用。这是我认为阿伯特说的非常重要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阿伯特所说的知识或者我理解的知识需要从生活里来,并且能够变换成个体理解这个世界所有事情——包括新发生的事情和身边的事情——的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才是大学会给你带来的教育。其实我们毕业若干年以后,你学的那点社会学知识都不能教会你怎么跟社会相处。我甚至觉得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社会学研究都是在降低人的社会能力。大学真正应该培养什么?就是培养人与人相处中的一点可以扩散、扩展——可以横向扩展,也可以纵向,向历史深度扩展——的情感和道德。而真正的知识是你面对生活的能力,你去理解它,找到特定的角度,不同学科会给我们不同的培育,这样才可以面对未来,从来没有现成的知识可以供人一辈子使用。
潘光旦先生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文章里说我们今天的大学都是教给“童子操刀”。什么意思?学了一堆讲完整生活的大学问,但一遇到生活就胆怯、不敢面对,他说这是所有大学最不好的状态。而真正的大学会告诉我们,人有伦、有节,你跟不同人交往的道理在哪儿,你处理不同事情所要掌握的分寸在哪儿。知识一定要划归于这些东西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
我其实对现在的知识系统非常怀疑,因为我觉得大家在教育体系中学的很多东西是重复的。赵汀阳教授也是在这儿有一次讲:我们今天的基本情况是知识和信息的简单重复。在教育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堂课一堂课地上,一篇作业一篇作业地写,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简单重复。这种简单重复对知识是没有贡献的,换句话说,对自己也是没有贡献的。
出路在哪儿?我的想法就是你真的要对所上的课程和所学的知识产生怀疑。因为很多知识对你理解自己、帮助自己没有什么用。就像我们写了大量的论文,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们每个人都要探求对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我们完全让位于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就会觉得读了十本书还不够,还有一百本书等着我;写一篇文章会觉得,一页如果没有十个注释,这篇文章就不能算作一篇好论文,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是一种倾向于自我废弃的状态。这些形式性的东西,非常接近于戈夫曼的“精神病院”,戈夫曼提供的精神意象太适合当下的社会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抑郁?就是被这些东西挤压、逼迫的。而且大家不仅在大学被逼迫,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在大学学到的根本的知识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要质疑知识,不是反智,而是要像蒙田、卢梭和休谟那样,有这种质疑的精神。
然后,我们每个人需要不断地探索自己的空间,而不是让别人给你提供线索。我们今天探索的空间包括人的交往,以及人共同的活动。比如我带学生排话剧,效果就特别好。我绝对可以确定地说,若干年后再把这些人聚到一起,他们回忆起过往,已经想不清楚上了什么课,但会永远深刻记得他们一起演出了一场戏。这场戏也是对自己的理解,彼此之间通过共同搭台而成就一个只有集体和群体能成就的事件,它带来的快乐是你得一个分数带来的快乐无法比拟的。每个人都可以有探索自己空间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产生这种欲求。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以往的各种知识会给你带来新的空间去获得释放。
今天每个人都在自我保护,和别人交往还都是客客气气的,连说真话的空间或者勇气都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因为一个人只有不顾一切地讲真话,哪怕是发一顿脾气,他才能有胆量面对真实的问题。大家都客客气气的,就失去了成为真我的冲动。其实教育发生在每时每刻,在每一个地方,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对教育的理解太狭隘了。
我有一次在中学校长交流会上讲,健康才是教育之本。而我今天要讲,亲近才是教育最核心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小的时候和你的玩伴、同学亲近的时候,那是一种很自然的亲近。但是当你长大成人、上了大学后,你和别人的亲近会变得非常丰富。怎么理解人的这一部分?我想说的是,当人能够一层一层地体会到这种亲近的丰富性时,人就会产生更高级的快乐。教育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教育的亲近感从哪儿来?一个是一定要学会和身边的人打交道。我觉得现在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学到的东西越多,就越抹杀身边的人,以为他们没有价值,不会给你提供任何东西,只是你的竞争对象,这是最可怕的世界。其实我们学习所有的东西都要从身边人开始,尤其中国人讲“修身齐家”,也是从身边人开始的。而我们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是遮蔽性的,认为身边的东西无意义,不具有知识性,这是一个大的误解。
第二点就是,无论在求学还是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与之打交道的一些前辈特别有魅力,我就想变成像他这样的人,这就是亲近感。这个亲近感并不来自于你和他有着像兄弟、父子那样亲近的关系,而是来自于他的学养知识真正成就了一个具体的值得你钦佩的人。如果学生意识不到这一点,那老师就永远是学生的“敌人”,因为他们永远都是权力拥有者。刚才说的道德、情感、知识教育都来自于这种亲近感。书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课程如果能够把书真正讲成一个具体的、有情有意、有音容笑貌的“人”,你就知道和它亲近在哪儿了。所以大家要有鉴别。人生短暂,总是要把时间花在那些值得亲近、有意思的、让自己更快乐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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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加粗字体是我的阅读偏好关注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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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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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30日,“三联学术论坛”第8期聚焦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鲁·阿伯特的知识与教育理念,邀请来自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多位学者,从各自不同教育系统的实践、现状和问题出发,探讨大学教育的本质和目的,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传统,AI时代知识的变化与教育面临的挑战,以及在价值多元的时潮下如何实践道德和情感教育等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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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达,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社会学系客座教授;田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田晓丽,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利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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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阿伯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杰出贡献教授。1999-2002期间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自2000年起担任国际社会学最顶尖的杂志之一,《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的主编。他在2002-2003年度担任美国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会会长。2011年,阿伯特教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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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