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自己还是理解他者 #
和方静师姐聊到我眼中的人类学时，我认为人类学要做的是「理解他者」。如何理解他者？在我看来，远不止于发问卷、做访谈、集录音。在我的说辞里，理解他者最重要的一点是「共同劳作」。或许这还不够准确，说成「同吃同住」或许更好——经由与他者长时间的共同劳作，我们或许才能试着去想象关于他者的世界，去感受他们的感受。
当时说到这一点时，我便说不下去了。方静师姐对我的理解是「理解」，而后达成「关系上的和谐」。但在她看来，我们无法有效理解他者，在田野中做出来的更像是「理解自己」。初次听到她这样说时，我并不能理解，读过她的田野手记后被她打动，才逐渐接受她口中的「理解自己」。
但，如同我起先没有完全接受她的看法，我始终认为「还有别的东西」。我想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不止这一点，尽管她在田野手记中引用的来自《天真的人类学家》中的一句话十分有道理：「人类学到头来终究是个自私的学科」。
我会赞成一部分，如果仅就当下师姐自己实践出来的田野感受，那是师姐的田野——田野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每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春华秋实。不过，在我这里，人类学或许不是停留在「理解自己」和自私的学科。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这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也可以继续前进。
人类学强调被研究者的观点 #
一 #
黄应贵先生先生在大一暑假时买来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这本书大致讲的是在萨摩亚群岛，亲子关系自幼即和谐而少冲突，以至于儿童在进入青少年阶段时，也很少发生严重的叛逆行为。彼时，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都将青春期的叛逆行为视为自然的生理现象与社会化的必经过程。米德藉此反思美国严重的青少年问题，指出儿童养育方式将决定青少年反叛期的存在与强度。黄应贵先生先生据此得出自己眼中的人类学研究的特性：
「以一个个案的当地人观点，挑战当时西方社会所认为的普遍性真理，以剔除霸权文化的偏见」
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米德发出了萨摩亚群岛的声音，试图去「撼动」过去固有的文化认知。这已然将他者摆上了与「我」同等的位置，在重新认识「我」的同时，也将他者的文化呈现出来，他者的文化成为给予「我」反思的对象，我「看见」了它。
此外，对于从历史学转向人类学的黄应贵先生先生来说，历史学无法告诉他芸芸众生主观的看法与立场，但人类学却可以。这也让我想起梁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你说的都不算，当地人说什么就是什么」，都十分强调被研究者。
二 #
写作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向梁老师表达过自己在「自说自话」和「当地人说的话」之间挣扎的苦恼。他如此回应我：
「所有文字都是自己的话，作者是杀不死自己的。自己的话跟当地人的话不是矛盾的，而是两种层次的认识」
社会学等社会学科，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给我更多的感受是「我」之大，强调「我」的话语、我想向外界传达我想的。当然，无论是哪门学科，或者说只要写作都难免如此。但我想还没有哪门学科会如此重视被研究者的话语和被研究者的所想：
「写完一本民族志后，交给当地人看，当地人说是，那才是优秀的民族志」
可以说，人类学本身便存在一种「挣扎」：「真正好的田野，是你会苦恼于不知如何表达你所看到的」。生活太丰富，光是一个「眨眼」都意味无穷，你惶恐于自己所表达的有多少不过是想象，又有多少是当地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因此，在从田野到民族志这个过程中，我想严格的人类学家都会尽力追求将当地人的文化求实地翻译出来，个中必然存在挣扎。但也正是这样一份挣扎，促使人类学家们不断去「正视」眼前的文化，倾听他者的声音，为他者在全人类文化中找到「它」的位置。
反思是通往他者的重要途径 #
一 #
黄应贵先生在田野实习课1上参与了「浊大计划」2，但当毕业后再回到久美聚落时，却被当地和他熟悉的朋友告知：「你只帮助了有钱人」。这让他大吃一惊，也让他深深反省，开始研究布农族人的亲属、政治、宗教等其他社会文化层面，以及面对同样研究布农人的前辈马渊东一的观点。为此，他将田野地由具族群混杂且经迁移的久美聚落改到当时对外更孤立而未经迁移的东埔社，以便更深入了解布农人的社会文化本身。
此外，黄应贵先生还相继到英美进修。他在伦敦受到了国际人类学的冲击，在此基础上，他从理解布农人的「人观」出发，解决了自己与马渊东一的冲突。而也是这段经历，让他发现对当地人主观中重要概念的理解，包含了对于被研究对象本身的深层特性之掌握。
基于此，我认为反思，或者说「一种对自己的理解」，也同样可以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者，乃至于参与到他者的生活中。
没有唯一答案 #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存在「理解自我」，但我仍然是相信，它不是一门自私的学科，它将他者的声音翻译，为他者寻找全人文文化中的位置，甚至试图回馈他者。
方静师姐在缺乏专业经验的情况下于田野中找到了一部分的「我」。我仍然羡慕她，也钦佩她，但对我来说，这或许不是唯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