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岭村出行

第三次田野调查课程的外出地点在番禺区的大岭村，离学校大约有12公里。

按照比较经济的出行计划，先乘地铁，到石碁站乘坐公交到大岭村公交站即可。但等我到石碁站附近的公交站时却傻眼了，不知道应该坐。眼瞅着集合时间也快到了，我就在那儿打车过去了。

用时间换金钱。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如果我能早点出发，其实可以骑车到大学城南，到石碁站时再慢慢琢磨怎么坐公交，这样一趟下来我估计只用花7块钱左右。可惜今天用金钱换时间了，打车到大学城北花了14.32块，从大学城北坐到石碁站（会经过大学城南）花了5块，在石碁站再打车到大岭村公交站，还要花16.8块，总计下来花了36.12块，甚至不如直接在学校打车到大岭村——只需要24-29块。

很难估量一两次田野出行能带给我们什么，我现在能想到的至少是拓展一下眼界，发现周身的“附近”。在大学城也有一年了，如果不是因为松哥带我们出来，我估计也不会知道大岭村的存在。

大岭村和一般的村子不同。刚到的时候，外围的乡村建设风格有股和其他乡村同质化的中国特色乡村建设景观感：同样的红白色党政标牌，随处可见的建设口号，以及大差不差的公共娱乐设施。当拿这些特点和西埠村比较起来时，我还是觉得后者更有一股原始的乡村气息，或者说，更符合我对乡村的传统想象。但是往里深入时，这座村落的原始面貌似乎才终于被发现。大岭村内部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安静以及干净，布局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式的构造，巷道入口处会标注名字，例如“亲亲里”、“通灵巷”和“福麟巷”，颇有独特的文化气息。花草树木应该是被有安排地栽种，与周围的老式房屋相互映衬，让我想起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老式广州建筑——应该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这里会让我稍稍生出希望再回来的感觉，同时，内部的原始面貌似乎又让人无可避免地会想起外部景观的同一化。就在村委会的附近，有一块牌子上写着“广州市旅游文化特色村”，沿着那一处走下来，有两家自称是艺术家的中年男性经营着的画展室。他和我们说，继续往村子的深处走下去，有一条街附近全是各种艺术家的工作坊，例如书法、茶、雕刻和陶瓷等等。

特色乡村、旅游文化特色，这些还是让我觉得村子内原始的面目依托着党政的标准形式和规范化建设起来。我想某些文化形式需要外部力量的整合才能保留并呈现，如果放任不管，或许它给予我们的印象就变成了“脏、乱、差”——不知道能不能将确实给我印象为脏、乱、差的康鹭片区作为例子？

这是否可以作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思考问题？

在与那位艺术家告别以后，我心里并不向往那条满是艺术家的街道。我内心中存着一种矛盾，一面是我知道正因为有标准化、规范化甚至商业化¹的外来力量，所以大岭村内部的部分文化特色能被保留下来，并向外界呈现；另一面是我或许在迷恋某种原始主义，我因为那作为形式存在的标准化（相对的，文化特色作为内容而被保留）而感到一阵微不可见的区隔感。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西埠村的原始面貌让我怀念起来。

路过某些巷子时，偶尔会遇见聚在一起闲聊的老人，听着他们的老粤语，我感到一阵此时普通话的存在会带来巨大区隔的文化氛围。语言、声音加上周围的建筑，足以形成一种唤起记忆的力量。相信这段话看起来会比较迷惑，但作为广东本地人，作为从小到大讲粤语长大的孩子，粤语的声色就藏在记忆版图的深处，可能是很小的时候在农村小道上嬉戏打闹时听到周围老人说话的声音，是电视机里老粤语节目的对话场景，还有小时候被奶奶命令午休，从极不情愿到渐渐睡去时迷迷糊糊之间听到窗子外小孩子穿着拖鞋跑过去的声音、摩托车发动机的“噔噔”声响、奶奶在外头招呼邻里的声音，它们从很近变得很远，而后我终于被困意面朝面地抱住，沉入被子的暖意。这一刻，我有股转瞬即逝的“此在”的感觉，借用本雅明的表述，即“我虎跃扎入的过去已然消逝”，但那份感受经由几息之间的扎入重新表征出来。

这回，我还有股随时都准备好上前主动搭话的勇气。或许因为对象是老人？或许因为我们共享着一套熟悉的发音和语言系统？我摆脱了在康鹭片区和越秀老城区的局促感，心里隐隐有着上前交谈的冲动，没有不知如何开头的顾虑，也没有关于被拒绝的想象和难堪的设想。

大岭村的祠堂不少，比如柳源堂和显宗祠。我们没有走遍村子，所以我猜想还有其他祠堂的存在，另外，比较遗憾的是没能到道观看一看。在祠堂里面转悠时，我想起了景军写的《神堂记忆》。

官方记忆的一个特点是制造敏感历史问题的记忆盲区。另一个特点是有选择地培养公众对某一些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知，以至于一系列被过滤或矫正的记忆被公众视为常识性知识。

在这条村子里，村民们是怎么看待宗祠的呢？他们的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是怎么样的？毕竟一个村子有多个祠堂（在我看来）似乎并不多见。我挺想看《神堂记忆》，但一直没开始，只知道景军研究的是社会记忆。这本书的目录还挺有趣，按照每一章的顺序依次是社会记忆、历史记忆、恐怖记忆、苦难记忆、仇恨记忆、仪式记忆、族谱记忆、文化象征记忆和寻访记忆在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