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把眼镜放在床上，没曾想无意中压坏了支架，心里略微有些慌张。我试着稍微掰了一下，弄好了一侧，但另一侧怎么也弄不好。
通过调整心态，面临突发状况时其实也不会那么慌乱。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弄坏眼镜了，记得有一回跟社区实践的组员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还压断了自己的眼镜框。在黑石屿的时候，我好像还把眼镜的支架压变形过，不过运气好，支架最终被我掰回来了。这回，我看着掰不好的支架，慌张的感觉竟然只在心间逗留了一会儿便消失了。
明天早点起来找一家眼镜店修修吧，我想。本来想在家里的抽屉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螺丝刀，但是型号全对不上，直接用蛮力又怕掰断，那可真就得不偿失了，不如留给专业人士。这样一想，我“心安理得”地用盒子把眼镜收了起来，并暗暗嘱咐自己以后若是不戴眼镜，那便放在盒子里。
忘记是哪个学期，庆鹏老师和我们说，面对问题的时候，人的大脑中一般有两种应对模式：一种是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处理模式，另一种是以情绪为中心的处理模式。大多数人面对陌生的、突发的状况时，一般都是采取第二种方式，例如出现慌张、害怕、不知所措、愤怒、难过、沮丧、抱怨等情绪，并任由这些情绪主导接下来的行动走向。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处理模式则显然是一种理性的，搁置情绪，看起来冷静的表现。我觉得这回我经历了从“以情绪为中心”到“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摇摆的过程，最后停留在了后者上。这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常常听说遇到突发事件需要镇定，但大部分人面对的时候还是不知所措，事与愿违，这和经验有很大关系。不过这回我觉得不仅仅可以依靠经验来应对，其实将经验整合内化，还是可以形成某种普遍使用的指导。
安抚自己的内心很重要。我没有再多想了，不会再去想眼镜坏了的状况，也不会再在脑子里不断重复和具象化镜框支架歪了的样子，并联想到需要换一个眼镜，进而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这一夜我心态放得很开，“第二天拿到眼镜店让专业人士修修”的想法飘过心间，我盖着被子，睡得出奇得沉。
尽管我做了很多个梦。
把眼镜框压断的那一次，学校商业中心里，宝岛眼镜的姐姐给我换了一个新的镜框，但是镜片怎么也无法适配地塞进去。多次尝试无果，她让我找附近有男员工的眼镜店帮忙。我有些惶恐，总觉得这事儿麻烦别人，幸而最后找到的眼镜店小哥没有拒绝我，只是提出了免责声明——他可能会弄碎镜片。
最后还是修好了。
这回我脸皮厚了不少，在老家这边找了一家眼镜店，进门便直奔主题。接过我眼镜的店员是一个两鬓有些许斑白的大叔，他同样首先提出免责声明——弄坏了概不负责。我连连点头，他端详了一下，拿着工具很快就修好了。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眼镜坏了这事儿其实也没有自己想得那么糟糕。
我问他可不可以顺便清洗一下眼镜，他有些淡漠，没有应我。我接着问要不要收取费用，他看着我手中的眼镜，说不收。
“你把眼镜给我啊。”他的声音有些闷，带着催促、不耐烦和我不理解的愠怒。
我说不清这时候心里在想什么，连忙道谢，把眼镜递了过去。他走进清洗的小隔间，我有些懵，似乎是有点被他的不悦“吓”到了。这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受，不是害怕，也不是尴尬，可能是两者的混合吧。
我没敢跟他走进去，站在外面看起了介绍眼底检查的海报，上面写着检查一次眼底可以连带发现许多可能存在的疾病。他很快洗完了眼镜并走了出来，我再次道谢，这一回他只是浅浅地说了一句“不用”。
呼，我觉得轻松了一些，接过眼镜走到外面。我想，其实像自己这样拿着眼镜来修会不会是一种比较让店员为难的事情？毕竟这有着需要澄清责任的损坏风险，还不属于收费项目，怎么看都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样子。
麻烦别人了吧，我还是忍不住这样想。
没来由地，我突然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如果经济环境比较好，甚至是特别好，大家是不是会更乐意帮助别人呢？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消费社会，每个商业从业人都希望有人能来给ta进行消费，以完成业绩、获得收入，在经济安全匮乏的今天求得多一分稳定和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于我这样有点特殊的求助情况显然是尴尬的，要帮忙显得麻烦，而且要帮忙的事情对消费而言毫无作用和价值；不帮忙，好像又说不清楚，或者很难坚定地拒绝别人，毕竟这跟业务有些许关系，而且也不是多大点事儿。
在被齐格蒙特·鲍曼称为消费社会中，我们似乎创造了一群“新穷人”，穷在于无法满足层出不穷的消费要求，而非难以维持生计，这影响了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从我这个“新穷人”——有缺陷的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类似于这种简单的修眼镜举措对我的生活幸福感其实有着不少影响。试想如果这位大叔拒绝了我，我那远去的慌张感多半会卷土重来，还得想法子排解——毕竟我最好的，同时似乎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第二天拿到眼镜店让专业人士修修”。社会中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细小的“疏通力量”，使得某些小问题可以在消费之外的渠道中获得解决。而这种“疏通力量”，从我的经验来看往往在于人性，或者说人的能动性。这时候可以从生产者或者服务者的角度出发思考：如果社会经济的安全感足够，我相信生产者和服务者会对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内容投入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情感，好比我是这位大叔，我们说好了风险和责任承担，我知道如何修理眼镜，其实今天给这小伙子修修眼镜也不会损失什么。反之，当整个大环境是萧条的状态时，人在工作系统中是乏力的，自我意识处于生存和发展忧虑的宰制之下，对于能为自己创造功利性价值的消费内容之外的领域显然会缺乏投入。
我认为一个美好社会，不能只是消费本身，有的时候还需要消费之外的一些内容，这些“边边角角”是联结陌生人与陌生人，进而实现社会团结的涓涓细流。这让我想起莫斯提出，工作应该被视为礼物，它召唤的是回礼，而不单纯是报酬。
“劳动者为社会奉献了一生，社会不能在他们拿到薪水之后就算结清账目了；劳动者在年老或失业之后，社会仍要给予他们体面的生活”
当然，这里莫斯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出发思考的，即在生产端的劳动者奉献以后，可以为他们提供怎样的社会保障。这是一种角度，但它的核心思想还是反对唯经济、唯消费。消费者和生产者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状态，两者的互动也不应该仅仅在“进行消费-完成消费”后就丝滑般地、严格地、毋庸置疑地、无他可能性地便完成了。不然为什么当下会出现很多被称为人性化的售后服务？（尽管存在不少备受争议的售后服务）。据此，我想大胆地提出，从消费领域来看，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团结，以及社会幸福感其实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罗萨认为我们今天在社会加速之下面临与他人、与社会、与自我的异化，鲍曼认为我们今天创造并排斥了许多新穷人，进而使得我们自身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都阻碍了社会团结和美好生活的实现。就宏观层面来说，我赞成莫斯以礼物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保障；就微观层面来说，我认为在生活中，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可以将劳动者的工作视作一份礼物，相应地，劳动者是否也可以将他们对我们的服务视作一份礼物？
可能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会为自己保持一份礼貌和理解的态度面对帮助我修理眼镜的大哥而感到心中有所宽慰。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如果能给彼此都留一份善意和温情，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