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后，我心中感慨，试图重新去理解田野中的人——无论是资讯人/报道人（informant），还是稀疏日常中的普通村民。这时候再回头看，似乎有点理解春花为什么会喜欢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过去我尝试阅读陶西格的《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但那蒙太奇般的写作方式着实是让我一头雾水。据春花所说，这是陶西格受了本雅明的影响，他的民族志不是一板一眼的作品，同时还在探索如何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将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对资讯人的展示、田野调查者感受的袒露和陶西格意欲在《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中通过本雅明式的写作展示的“多重主体相遇的历史”联系了起来。
或许我的理解不准确，因为它是模糊的、多少带有拧巴的，以及某种隐隐约约的挣扎——我好像抓住了某个联结点，但我并不确信。言简意赅一些，我认为拉比诺和陶西格都试图通过一种反传统民族志写作的方式将故事中的人放到首要的位置，他们要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那些田野中的人不是服务于某个论点的毫无生机的文字材料，相反，他们与书写的田野调查者一样，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而存在。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拉比诺先行提出了尝试，将资讯人置于与调查者同等的位置——共同制造田野中的现实（fact），两者互为主体，相互影响，而陶西格则试图在语言和写作上捣碎自我，与拉美土著人混合在一起，试图在某种呓语中真实地发出土著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在记录中宰制一切。
前两天，我转载了春花在豆瓣上写的《【散记】有关研究与自我的碎碎念?》，里面有几段话令我印象犹为深刻：
在平仄，枯燥，甚至有点辛劳的日子里，人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活。
故事不是自己出来的，而是被“讲故事的人”说出来的。用平实的语言以制造一种真诚来进行叙述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对修辞的消除恰恰是对语言本身的限制：人们试图用平静到空无的语言来接近真理，然而这种空无真的有助于我们去感受一些人的生活与状态吗？为了谨慎我们会说“我认为”，但是这一切的调查没有办法让一个研究者能够下定决心对一个地方，对自己的经历做出判断，那么这种暧昧不清真的会对我们理解世界提供更深的见解吗？我对此存疑。至少我在学习Michael Taussig时便是这种感受。
阅读Taussig不是因为我对拉美有着兴趣与爱好，而是因为他对Benjamin的阅读与感受（当然，拉美是独特的），在这些文字中Taussig对学术写作做了个提问，“我们到底在写什么？这到底是一个高明的智力游戏，还是说这是为了理解他人而作的努力？
我同样好奇，那些田野中的他者，那些在摊位中的渔民，那些在风吹日晒中生活的渔民，那些在无尽重复中的渔民，他们在为什么而活？这不是一个因为太过宽泛和抽象因而显得没有价值的问题，就如同问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在田野中提出的问题，是田野中编织着生活意义但未曾审视的那些人的生活。换句话说，田野调查者进入田野，发问的即是如何叙述田野中人的故事。1
这个念头开始悄无声息地成为我对田野的理解，也成为我进入田野的动力，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想要做的，是首先将田野对象作为一个主体，而非纯粹的服务于某个论点的客体。更具体但可能显得粗浅的做法是，在写作中将我对田野对象的具体情感，以及田野对象流露出的情绪与感情都细致地记录下来。而这些内容的流露往往栖居于琐碎、平淡和重复的日常之中。由此，我很赞成春花说：
我的日常调查就是每天都会醒后跟着当地村民一起去田地里种地、抽烟，不是作为一个记录者，而是作为日常的一个伙伴参与到生产里。这件事情比我想象的要累，至少久经日晒和傍晚的大风后，回到屋子里整理田野笔记都已经是一种操劳。
第一次来到村子时还是禁渔期，但渔民们反而更加忙碌，我花了一段时间与他们一起解渔网，从清晨解到中午，回来的时候全身萦绕着难以抹去的腥臭与腐臭，不敢躺在床上睡觉，但坐在桌子边上闭闭眼就睡着了。真的很累，但是值得，去了解另一个地方另一类人群的生活方式，充满气味的、日复一日的重复式劳作生活。遗憾的是我没有坚持下去，我想或许应该在这种状态中沉浸一个月的时间。
观念的逐渐清晰，让我对进入田野有了更多动力和勇气。过去每每想到田野，总觉得困难重重——找谁？怎么开始聊？聊什么？这固然与我语言不通、初期和村民关系并不熟络有关，但不尽然如此。逐渐取得几个村民的熟悉甚至是好感后，我想如一只石鳖般紧紧吸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事情。事实证明，我可以和fz爷爷喝一个下午的酒，也可以从与“虾皇”相处的拘谨中变得从容，或者说，某种被他人的日常接纳的感受2。当然，现在回头想想，就算我与村民不够熟络，我也可以在日常露脸中将田野“磨”出来——好事多磨，时间长了，他们也势必会习惯我的存在。我不必过于纠结问什么，可以有某个方向，例如渔获情况、讨海状况和困境（如果有）、习俗以及信仰，就像在日常中与他人交谈一般——他人是谁？为什么我此刻写下了一个潜意识中认为与陌生村民不同的他人？其实我以外都是他者，问题的本质不过是我总不敢与他者相处。
此外，我对自己在田野中的行动采取了一些改进的措施。我不再强调录音材料的收集，转而带着纸和笔出门，这是受了《田野敲敲门》中对田野伦理强调的影响。不过我也相信，追求录音难免会让我陷入对文本记录精确性的执着，反而是最简单的纸笔记录，让我感到与现场更亲近、更融入，进行书写时，我也能尽情回忆彼时我与他者的互动。春花也选择了田野伦理。
或许这可以是一个借口，至少大多数情况我都没有录音，一方面是因为质量不好（各类锄地声和位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伦理。虽然从内心来说我知道这个伦理问题没有那么艰难，但是在自己能够记住的情况下，还是少依靠电子产品来得比较好（这不太规范，我下次再去调查时会改正）。这些不规范的田野也构成了我在田野点调查的风格：琐碎到破碎的对话与百无聊赖的日常生活成了我的主题。
同时，这也是我过去某些想法的转变。大二随学院做乡村口述史时，我们对口述的录音材料做了详细的，甚至是一板一眼的处理，逐字逐句精细记录。但田野不应当仅仅如此，田野本身是他者的生活，或者如同前面所说，田野是我与他者叙述的故事，既然是故事，纯粹的个人口述反而显得如同干巴巴的材料，看不见他/她躲闪的眼神、嘴角的微笑乃至悲伤的神态。
仍旧是那一句话：珍惜眼前的田野。我能做的或许微不足道，但是我需要真实和细节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