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或许应该写一则具体的操作流程，但是我自己的研究本身却有点过于散漫，甚至是有点过于传统。我的日常调查就是每天都会醒后跟着当地村民一起去田地里种地、抽烟，不是作为一个记录者，而是作为日常的一个伙伴参与到生产里。这件事情比我想象的要累，至少久经日晒和傍晚的大风后，回到屋子里整理田野笔记都已经是一种操劳。
或许这可以是一个借口，至少大多数情况我都没有录音，一方面是因为质量不好（各类锄地声和位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伦理。虽然从内心来说我知道这个伦理问题没有那么艰难，但是在自己能够记住的情况下，还是少依靠电子产品来得比较好（这不太规范，我下次再去调查时会改正）。这些不规范的田野也构成了我在田野点调查的风格：琐碎到破碎的对话与百无聊赖的日常生活成了我的主题。
在平仄，枯燥，甚至有点辛劳的日子里，人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活。
在这个意义而言，现实和人类学的浪漫写作往往有很大差异：那些存留在研究者口里的千万感慨全部都在现在主义的沙土与汗水里变成了一种隐忍，但是在零星的玩笑与叙事中，那些过去会在此刻闪现，只要抓住就能够理解人们当下的行动与过去密切关联。
在这一点上，我很清楚自己非规范的学术写作到底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一方面我试图通过极具个人色彩的写作来传达人们对某个时代表达的特质——这种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个人的修辞而失真，但是我并不为这种自我而沮丧。一方面，社会科学对客观的要求本身就和一种价值立场相互关联，事实上如果真的按照Max Weber所言，社会科学的调查从根本上恰恰是一种有关价值立场的调查。比起拒绝自己的价值立场，正视这个立场要来的更为重要。
其次，作为叙述者，我自身的能动性并不单纯来自于我的立场（我是一个左派，或者我在写一个乌托邦？），田野调查本身将研究者作为工具，仅仅认为这种带有自我特征的表述是研究者自我的表达而忽视了这种表达本身有这对他人的吸纳，这种态度无疑是懦弱的：一方面它不敢承认自身立场所具有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拒绝他者对自身的影响。
事实上不存在绝对的自我，既然研究者能够对被研究者造成影响，那么被研究者的故事一样会在叙事者的文字里留下痕迹，这从来不是一条单行道，若真是如此才是最大的荒唐。
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想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是为这种“不科学”的研究方法正名。它不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或是自我感动。比起用学术的魔法装点自己，增生痛苦，我觉得这种“有问题的方法”恰恰关怀了被忽视的研究者。故事不是自己出来的，而是被“讲故事的人”说出来的。用平实的语言以制造一种真诚来进行叙述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对修辞的消除恰恰是对语言本身的限制：人们试图用平静到空无的语言来接近真理，然而这种空无真的有助于我们去感受一些人的生活与状态吗？为了谨慎我们会说“我认为”，但是这一切的调查没有办法让一个研究者能够下定决心对一个地方，对自己的经历做出判断，那么这种暧昧不清真的会对我们理解世界提供更深的见解吗？我对此存疑。至少我在学习Michael Taussig时便是这种感受。
阅读Taussig不是因为我对拉美有着兴趣与爱好，而是因为他对Benjamin的阅读与感受（当然，拉美是独特的），在这些文字中Taussig对学术写作做了个提问，“我们到底在写什么？这到底是一个高明的智力游戏，还是说这是为了理解他人而作的努力？”我认为Geertz会同意Taussig，但是Taussig显然有点太极端了。如果你是批评我在这方面的使用过于的自我，肆无忌惮地在使用语言，那么我可以接受你的批评。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的是，这种自我不是完全的“我”，而是说这里存在这一种吸纳着他者的我。
就像那些理论，有人说我像Mueggler，有人说我像Taussig，有人说我像Das，还有人说我像Asad或是Foucault。但是也有人说“你谁都不像，我们能从你的文字里看到别人的影子，但是你本身就是春花。”
我想，或许我从根本上就不是一个想要照本宣科的写作者，而是想要用这些打动过我的理论来重新理解一些经验，做一些理解。热衷于知识，但是不做他的狗。我当然是肤浅的，粗暴的，但是我恰恰要如此：我不是不知道南美有自己的历史，我只是从Taussig和Benjamin那里学到了一些方法x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不是迷恋那片土地，而是迷恋讲故事的人——他们身体力行了一种叙事，对弥赛亚做出了自己的诠释。这向我做了个许诺：无论如何世界都是值得活下去的，而写作者要用各种方式去为生活本身做见证。
这让我尝试对一个地方过去四十年代的历史做一些理解，好明白现在人们的行动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是真的要让我的调查对象变成某个地方的复制品——Foucault的监狱，EP的放牛娃，Leach的钟摆，抑或是Mahmood笔下的虔敬教徒——我对这些的学习是想要尝试一种文字的表述，好让我能够去多理解一些一些当下发生的情况。事实上我并没有说什么新鲜的事情，如果真的说我做了什么不同的事情，那么我在做的事情是一种承认。
我承认研究者的研究里面有自我，哪怕这种自我没有经历任何的大苦大难；我承认我研究的群体不是遥远的后进民族或是某种浪漫群体，他们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承认我所说的事情是普遍的，但是这些人的希望与期待有着独特的历史语境。我不打算用一个极端的方式把他者排除，我只想要找一个方式将他们吸纳，保持着特殊性若有若无的状态。
我不需要一个界限清晰的分类，这不是我期待的，至少这个世界本身就有模糊与暧昧。就像我研究的彝族人，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公民了，但是他们身上又保留着那从根本上不可能治愈的阴阳之身。
事实上，只有战争才需要清晰的分界，因为这样才能找到敌人，绝对的他者事实上正是陷入到永久战争的表现。当转换的道路与暧昧的条件被阻隔时，一种真正的敌人才会出现。就这个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猎奇的，它所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制造苦难，而不是消除痛楚。然而人类学不该制造敌人，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Asad对我至关重要，他对宗教的界定告诉了我这样一个世界，权力可以塑造人们生活的世界，而生活在这种世界的人会获得独特的能动性，人们代理着世界，能动性恰恰是对世界的表达。在这一点，社会主义一样有权力，和那些宗教世界没有差别。真正的普遍主义如果存在，那么它一定是方法上的普遍主义，借用它我们能够获得一种洞见去触摸拓扑学的世界。它让我们能够换一个视角，用陌生的认识去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这是一帮困在结构里的农民，而结构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他们在道德上既有纯良的期待，另一方面过去的不法历史又告诉了他们一种投机取巧的解放。这种路径本身的生长是我想要陈述的。这种平仄的故事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千禧年叙事，极大的魔法伴随着紧随其后的希望和绝望，为我们现在的模样提供了一些理解的姿势和视角。
如果说理论真的是美丽的，那么让这一个模仿、吸纳了许多理论的故事成为一个案例，去说明理论的美丽，我相信这比我用晦涩的语言来写只有两个人能读懂的讨论，来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