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

今早七点左右，我在菊苑饭堂遇到了正在吃早餐的保洁员伯伯。

我感到些许惊喜，坐到他旁边，试探性地确认了一番，问伯伯是不是就在我住的宿舍楼下工作。伯伯有些诧异，如同上次和我交谈时一般，没有平视我，总微微低着头，只是稍微将脸侧向我的方向，说是。

我连忙做起自我介绍¹，伯伯静静地听着。

我没问伯伯的名字，只问了他是哪里人——我下意识地认为这样的话题更容易拉近两个陌生人的距离。伯伯说他是河南人，来我们学校已经有两年了，但早先不在我们宿舍楼工作。

在伯伯的观念里，学校的宿舍楼分为“大楼”和“小楼”，其中，大楼一般有一千五百多人，小楼则是几百号人。基本都是女生居住的梅苑属于小楼，而我所在的竹苑则属于大楼。

我对1500很是惊讶。伯伯解释说，以我居住的竹4为例，整栋宿舍楼有6层，一层有46间房，一间房住6个人，算下来便有1500多号人。

一层46间房，这样的数字着实让我难以置信，毕竟我已经在这个宿舍住了将近两年。我当晚在宿舍楼核实了一番，结果确实如此。据此计算，假设每间房住满6人，那么我所居住的宿舍楼人数总计可达1656。我从前没有关注过宿舍楼的构造，第一次得知这样的数据给了我一股不真实感——或许这是所谓建立“附近”的一次尝试吧。

每天都在宿舍楼打扫卫生的伯伯比我们都要更熟悉此地。

我时常会想起中午回宿舍时看见伯伯的衣背被汗水大片大片地浸湿，便直言不讳地和他说起自己觉得他干活很辛苦。伯伯没有附和，神情一如往常般随和，不诉苦，也不埋怨，只陈述所见所闻——他说卫生难搞在很多同学不会及时将垃圾拿到宿舍楼下，常常是放了好几天才拿下去，导致垃圾特别臭，不好处理。许多垃圾也没有经过干湿分离便拿下来，甚至还有同学在扔垃圾的时候留下一地的污渍。

处理垃圾是一个需要重复的环节。阶段性地处理完早上的垃圾²后，伯伯还需要拿着扫帚打扫整栋宿舍楼的公共区域——包括走廊和楼梯间——的卫生，直到中午同学们回来，还要准备处理中午和下午的垃圾。考虑到我们一层46个房间的回字型宿舍楼布局，可以想象这走廊空间还是不小的。

出乎我意料的是伯伯还单独提到烟头。他觉得乱扔烟头比较麻烦，而扔烟头的同学也是“没素质的”，但他语气温和，没有恶意，也没有攻击性，仅仅是叙述。

一如我之前所设想般，伯伯平日几乎没有空间时间，因为一停下垃圾便会满。寒暑假学校里的人会少一些，垃圾也会少一些，这会儿可以请假，但此时便需要一位保洁员负责几个区域的垃圾处理。

伯伯吃完早餐后便先行离开了。如果我没记错，从我和伯伯搭话开始，他便放慢了吃饭的速度，显得有些拘谨。

下午下起了小雨，我拿着寝室的垃圾走到阿伯身边，说“伯伯，下雨了。”

阿伯戴着蓝色的胶手套，和我说把垃圾放下来就好，随即还说了一句：

“（现在）去上课啦？”

我应了一声便离开，但在路上脑子里却冒出了许多杂乱无章的想法。

我想，伯伯认出我就是早上和他主动搭话的小伙子。在我看来，“去上课啦”只是一个很简单，但如果没有早上的搭话便不会出现的、由伯伯主动发起的对话。换言之，伯伯从过去习惯生活于我们之外的状态，少有地在彼时转换成和我们主动联系的状态，尽管这可能微不足道，也不值一提，或者又只是我的小题大做、自作多情。我常常敏感于生活中每个人的言语、语气、神态和心理，这似乎也逐渐锻炼了我对自我与他人关系变化的敏感度——伯伯没有拒斥一位陌生人对他的了解，以及对他生活的“介入”。在我眼中这多少是可贵的，因为他完全可以不用主动和大多数不会关心他的陌生学生搭话，毕竟大多数情况下，大家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宿舍区，却恍若从未谋面。

想到伯伯的回应，我自认为他感觉自己的生活状态被一个陌生人倾听了，他也愿意和这位陌生人建立联系。这让我很是振奋，午休过后绵延的疲惫感也一扫而空。

我想过，产生这些想法或许带着某种自视甚高的意味，就像“研究者”对“被研究者”。我并没有做任何研究，但确实尝试带着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当我看到穿着象征着保洁员社会角色的制服的阿伯时，我会将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这样的概念与其关联，我会有价值倾向地去观察他，更会在脑海里臆想出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他是否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权益？他是否处于不被关注的地位？他是否也有许多苦恼，但是在生活中却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和他交流？他是否正在经受着所谓的“异化”状态？

我不知道如何清晰定义自己的行为，更无法对它进行价值判断。我会想起这样一个场景，而这场景让我觉得荒谬——既是我身上的荒谬，也是这场景的荒谬：

去年的暑假，我第一次去到西埠村，一位从城里来的阿姨得知我在做田野调查后很是好奇，某天吃饭的时候问起了我村里孩子的受教育状况，还和我分享了她的观察。她绘声绘声地讲起了她如何通过在摊位上和渔民交谈，根据渔网数量、渔民口中的收入状况来判断渔民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彼时我确实为她的某些看法感到触动，觉得结论别有新意，但事后却觉得那一刻——讲述那一刻的她带着一种城市的、精英的叙述意味，明亮的眼神、嘴角的笑意、发现的喜悦，这些让我觉得她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

这并非是说我嫉妒她看见了我所未发现的，当我感到自己也在以类似的方式去“研究”他人时，这同样让我觉得有某种难以言明的感受。

我还会对着自己举起矛头：你口口声声说关注保洁员伯伯，那怎么没见你对自己的家庭多么关心，甚至抱有冷漠和逃避的态度呢？这不会显得很自相矛盾吗？

是的，或许我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我也无力给予自己一份答案。因此你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我对伯伯的关注——这可能只是一个无知大学生自以为是的做法。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我所做的是否仅是对自己建构的一份道德准则的遵循？又或者只是未经审视的廉价而又试图博取他人注意的怜悯——这是最应当警惕的部分，也是最为我自己不齿的部分。

但它于我而言还是珍贵。中午躺着床上的时候，我如同平常般，时不时便会想到我的价值在哪。作为一个大学生，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本科生，作为“我”这样一个走过了21年的青年人，我究竟可以做些什么，我又应当做些什么。诚然，我常常只看到身边的朋友多是爱打游戏、看视频，会不解，会就此认为所谓的“大学生”不过是经过几百万份考卷后筛选出来的阶段性幸运儿，但他们没有实际的技能和价值。换句话说，“大学生”的身份于我们而言是可疑的。这里面必然存在偏见：人是多样的，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告诉我们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特定的文化——文化是复数的，要在民族的具体历史中发现它们的独特和价值。同理，大千世界，人是多样的，每个人都会因为成长环境的文化和过往的历史而成就不一样的人格和自我，其自身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可我们还是轻易便会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标准去衡量彼此，太难去看见不同个体的特性，因而总能感受到某类要将不同的个体纳入到统一的线性发展过程的标准常常张牙舞爪，大行其道：你学历不行，你便是有“缺陷”的；你写不好论文，你便是差劲的；你长得不好看、不够高，你便不值得被爱……概而言之，你无法适应社会认同的那一道标准，你就要被淘汰。特别在当下内卷的环境中，当大家都挤到一个赛道上，评价体系变得一元化，多向度的人也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虽然我仍然在克服上述偏见的过程之中，但也想指出，个体多样性的不易见特点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我们承认存在社会的维度，例如源于种族的不平等、由于财富不均的不平等、由于权力关系失衡带来的不平等等等——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性的原因发挥着更重要的影响。但正是在制度性的倾轧下，个体不应放弃、躺平，反而更应当主动发掘自身的价值。我认为自己的专业所给我的，便是如何看见和关心身边的他者。这种关心的最终目的并不止步于口头上的寒暄和心理上的同情——两者是一把钥匙，通往对生活的具体认知和实践。

我认为，作为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学生，看见生活中的“附近”和“他者”是基础和必备的能力。你可以认为这仅仅是我幼稚的想法：

我们的生活中本应有更多的温暖和美好，它可以只是来自陌生人的一个问候、一句关心的话、一份善意的理解，甚至是在与你沟通以后而采取的回应行动。但我们现在是否常常被某种难以言明的事物所围困、遮蔽，因而当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被认为是孤立、不解和冷漠的？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天职不止是探索关于人、社会及文化知识的边界，更应该拔开遮蔽社会的迷雾，为人们指出生活问题的症结。关于这方面，限于阅读量和认知，我目前认为人类学家袁长庚和项飙在国内做得很好。

于我而言，那“通往对生活的具体认知和实践”可以具体到下午离开宿舍的最后一刻，我会想起早上伯伯才和我说，捡垃圾最辛苦的是处理那些在宿舍放得太久的垃圾，于是便有意地拿起宿舍中午才装满的垃圾——里面有舍友打包的饭盒——下楼³，拿到他身边，询问他应当放在何处，就着这个机会，还可与他说上一两句。

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我会认为，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可以基于自身和他者的有交流、有理解的互动而采取“将心比心”的态度和行动对待生活，我们的生活会多出许多滋养自身和他者的力量。

我还会继续采取更多的行动，如同我过去的设想一般，从打上一声招呼开始，即便这一过程中会有许多踌躇与不知何故的忧虑，甚至会是失败以后的遗憾和懊悔，但只要有一次又次的念头，便总会在某一刻迈出那一步。对话，了解，熟悉，甚至最后可以相互分享某些更深入的看法。

我想一步步走下去，即便最后做不到像专业的人类学者一样——或者说像我想象的人类学者一样，可以为人们“拔开社会的迷雾”，指出社会生活问题的症结——我也能从自身做起，如一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般泛起波纹，触及身边的人即可。

能一步步地走下去，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