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珣在《文化妈祖:台湾妈祖信仰研究论文集》的第四章「仪式与社区」中,根据社会学与人类学对「社区研究」和「田野调查」做出了区分,并尝试讨论了「社区」与「社会」两个概念以及两者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似乎没有明显的分野——至少传统如此。但实际上,沿着学科脉络追溯,会发现两者存在许多不同,也应当如此,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两门学科。
社区研究 ≠ 田野调查 #
张珣认为,「社区研究」指社会学传统内的一种研究方法,并不等同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她援引了学者刘豪兴的一段话:
「社区研究」在社会学是 1887 年,由德国的 F. Tonnis 提出的 “gemeinschaft” 和 “gesellschaft”,亦即社区与社会的分别开始。但是实际展开调查则是人类学的初民社会研究,以及欧洲学者的村落社区研究。而称之为一个科学的社区研究,则始于美国芝加哥社会学界」
也就是说,所谓「社区研究」在 Tonnis 提出「社会」与「社区」两个概念开始出现,而当时实际存在的调查研究有「初民社会研究」和「村落社区研究」。在这里,我认为「社区研究」可能指涉前述的「村落社区研究」,它原来没有此名,只是在美国芝加哥学派兴起以后,才正式被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方法称为「社区研究」。
人类学 | 社会学 | |
---|---|---|
实际调查 | 初民社会研究 | 村落社区研究 |
方法 | 田野调查 | 社区研究 |
如果这样解释仍然让人觉得困惑,则需要进一步了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这也是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部分。
严格来说,人类学的初民社会研究还并不完全指向田野调查(fieldwork,也可称作「田野工作」)。因为追溯源头,田野调查作为学术词汇其实最早是被博物学家使用。在此需要补充一段背景:早期自然科学要求研究者本人亲自收集资料才可以建构实证的理论,因此,诸如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学者都要到野外(field)寻找资料,以建立学科知识基础,之后逐步专业化,形成独立的学科。从这一层面来说,自然科学家们早已进行了“野外作业”(field work)。
1879年,英国的动物学家 Alfred.Cort.Haddon(阿尔弗雷德·科特·哈登)获得自然科学学位后,在那不勒斯进行了六个月的动物学田野调查。在10年内,Haddon 发表了许多关于海洋生物学的论文,这促使他前往托雷斯海峡考察珊瑚礁和海洋动物学,正是在这期间,他被人类学所吸引,并把在那不勒斯使用的调查方法转化为社会人类学术语,试图解释人类物种适应地理条件的多样性,并发表了许多关于土著人的论文,呼吁在土著人因文明的影响而消失前尽可能获取多的资料。1898年,Haddon 组织了托雷斯海峡探险,在当地收集了大量民族学标本,防止决心根除岛上原住民的宗教传统和仪式的基督教传教士毁掉这些物品。

由于 Haddon 先前的动物学研究以关注生物在野生以及原生环境中的生长适应状况为主,研究对象转向人以后,则以观察土著人在不受外来文明干扰的原生环境中的生活形态来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 [1]
[1] 与 Hadden 类似,1883年,被视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 Baos 前往巴芬岛进行首次田野调查,其使用的方法来自其最早接受的地理学训练。
可以说,最初的人类学研究大概归属于一种研究早期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聚居在某个具体区域的尚处于自然原始状态的土著人,当时所做的田野调查则意味着从事自然历史的研究——田野调查不是人类学的独创,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自然历史科学发展的一部分(黄剑波,2012)。 [2]
[2] 田野调查和由此产生的民族志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方法,由此可知人类学在开始便是借用或参照了自然科学的知识生产模式,以归纳法或经验性作为最主要的来源。不过,人类学并非只是经验科学,其知识来源也并非只限于经验认识,后期 Lévi-Strauss 的结构人类学显然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正因为早期田野调查方法的特性,不同于社区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往往要求将地方范围限制在研究对象所处的原生自然环境(natural community)之中。
此外,受维多利亚时代殖民心态的影响,田野调查关注异地、异文化和他者,倾向于到危险且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探险,收集前人所不知晓的生物种类或文化形态,所以欧洲本身不被视为田野调查地点,而非洲则往往被视为「纯洁度最高、是人类物种文明最简单的形式、最可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 [3]
[3] 非洲是早期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重地,如 Evans-Pritchard 对努尔人和阿赞德人的研究,Turner 对恩登布人的研究,Fortes 对塔伦西人的研究等等。
[4] 这里面的取向在后来都被打破了,例如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兴起的政治经济人类学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研究,弗里德曼等人掀起的中国汉人人类学研究、费孝通对家乡的研究。
但如果是针对欧洲学者的村落社区研究,或者说将视角放在随着近代化而出现的社会学学科中的社区研究,所谓「社区」则往往指涉一些相对于所谓原始、偏远、无历史、小范围而所谓文明、具有一定历史、大范围的欧洲城市或村落。
写到这里,我终于理解「春花」为什么会说番剧《迷宫饭》是传统人类学一定会深深爱上的作品,并将其视为民族志(ethnography)。虽然他说不要带着别人的解读来读故事,而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我认为他的角度却都正好是我的知识盲区😂:
一个是,首先是 ethnography 是要记录什么,在十九世纪,民族志是一种探险的文本,那么好好对待你探险的地方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一点这个故事做到了;第二,我觉得九井老师的绘画在试图赋予一种 reasoning,但是这个 reasoning 不是非常传统的理性,而涉及到了各种各样角色的理念,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机械在运作,而是各种角色的意志在相互对应。我的印象里,传统的民族志其实是想说有各种各样的 reasoning 的过程;第三,我很喜欢 los,因为他身上有股 Lévi-Strauss 的气质。

社会与社区 #
如前所述,Tonnis 区分了「社会」和「社区」,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社会学社区研究的取向,或许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社会」和「社区」的关系。
其一,「社会」由社会学研究的中「社区」构成。张珣在分析了人类学初民社会调查的历史脉络后,认为社会学的「社区」相对于「社会」而存在,该「社区」具有「社会」的意涵。具体来说,是指研究者先以一个社区调查做样本,再由无数个社区来构成社会,最后理解整一个大社会(或者说,研究者日后要将研究成果整合成一个大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学者强调社会与社区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社会由异质的社区组成,要从社区下手才能逐步理解社会。关于这一点,我所想到比较典型的是费孝通提出的「类型比较法」。
费孝通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局部到整体,片面到全面,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也是如此,可以先从个别的村庄研究开始,扩展到多个村庄,最后再达到对中国社会整体的认识。继江村研究之后,费孝通在云南禄村、易村和玉村做的研究正是其类型比较法的实践。
其二,「社会」是人类学研究中「社区」本身的缩影或代表——社区在某些程度上展现了社会,抑或者极端一些说,没有社区与社会之别。张珣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社区是一种具有「生态意涵」的社区,我对此的理解是早期人类学家受自然科学影响,比较关心人类这一生物种属和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因而如张珣所说,相比于研究欧洲文明社会的社会学者强调「社会由复杂异质的社区组成」,人类学家更强调社区的同质性,相对而言忽视文化内部的异质性——或说「将文化化约成简单的『生存方法』」,由此并未区分「社区」与「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在这里,我认为人类学者讨论的社区,即指向社会学家通过研究许多「社区」而追寻的背后那看不见的、庞然的「社会」。
但什么是「社会」?我认为关于「什么是『社会』」的具体、清晰的讨论并不多见,而上述所言则主要是基于「社区」来理解「社会如何可能」——以张珣所言,即「社区是代表社会?或只是社会的拼图中的一块?」
我们在前面讨论过,早期的人类学研究是面向小范围、无历史的原始社会,因而人类学家们相信对该空间、时间上都有限的区域展开全面的调查,以把握该地区的「社会」是可能的,他们或是从政治,或是经济,或是宗教,或是亲属关系入手,寻找该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方式,以及当地人的观念等等。
但中国人类学学者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芝加哥学派的 Robert Ezra Park (罗伯特·E·帕克)影响下,中国早期社会学与人类学者都侧重于社会学的社区研究,而且当时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并没有明显区分,按照张珣的说法,如林耀华、杨庆堃等老一辈人类学家,他们视中国为「介于非洲社会与欧洲社会之间的社会」,但没有发展出适合中国的社区调查法。后来则是在费孝通影响下,大陆社会科学经历多个阶段的社区调查,全国各地社区都有了抽样的社区调查,以把握整体中国社会,这正是以「社区」见「社会」的表现。
但是,中国大陆社会太大,太复杂,社区数量太多,即便有了许多社区调查也难以推论整体中国社会,此外,暂且不论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即便是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方法,本身也被认为无法有效解释复杂且有悠久历史的社会。
参考资料与延伸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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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珣. 仪式与社会——大甲妈祖辖区之变迁 [A]. 张珣. 文化妈祖:台湾妈祖信仰研究论文集 [C].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2003:10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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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波. 人类学家及其理论生成 [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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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Cort Haddon,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lfred_Cort_Haddon&oldid=1254241669 (last visited Feb. 17,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