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长子营「调研」

上黎城营村 #

10 月 26 日，我跟随导师前往下辖于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的上黎城营村进行调研。当地村子的名称与其历史密不可分，明初，山西黎城县移民到北京大兴凤河流域，并按照军队编制来聚居，形成了七十二连营的村落群。为纪念故乡，这些村落大多以原籍县来命名，如长子营、霍州营等，形成「山西有多少县、大兴有多少营」的独特文化现象，即移民文化——上黎城营地处凤河上游，且属于黎城县移民聚居地，因而被称为「上黎城营」。

在村委会开会期间，S 书记、W 委员、包村干部、选调生学姐和一位正在当地做田野的博士生学姐和我们介绍起村子的状况：上黎城营村属于京津冀经济协同区，距离河北廊坊仅 30 分钟的车程，村庄的种植量在镇内排名第三，销路多，以豆芽、松茸为主，周边环境也不错，不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低于全镇平均水平。但显然，会议上的分享和交流还是以村庄的正向发展状况为主。

会议上的具体情况不再在此赘述，我只会写下我在彼时的状态下所看见的、听见的，以及感受的——这样书写的目的是保证一种个人的「真实」——当然也是一种「偏见」，而非下意识地为某种官方活动背书，一如我们拿到的与会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料的不可信。

我还是第一次跟随老师以所谓「中央民族大学调研团」——一位老师、三位本科生和三位研究生——这样的身份来到某座村庄，但并非直奔村庄之中——我们甚至没有与村民交谈，而是来到当地的基层权力与管理中心：村委会。由于选调生学姐过去在民大读书，同时还有一位博士生学姐在此做田野，我们的到来似乎便被赋予了某种合理性。参会期间，我总忍不住想起过去袁老师说到的「政治具有表演性」——我们以调研团的身份来到村委会，但似乎要经过一系列不言自明的流程，在办公室的等待、寒暄、而后与会、发言，以及不断穿插于其中的拍照。这些都让我想到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种发挥着某种过滤作用的认知框架，但我并不否认其合理性，事实上，英国早期对原始部落的人类学研究不都是政府的授意吗？

总而言之，与会双方都有所诉求，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得到前往田野进行研究的条件，村委会则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进行宣传。我想我没有什么资格对此进行太多评判，但我仍然认为，进入其中的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这决定了我们要如何看待「调研」的对象，以及我们要如何行动——如果最后行动的话。

铺垫完毕，但最后要讲的其实是由于时间有限（一天），加之在村委会的指引下只对种植地、博物馆和植物园进行了参观，因而就田野调查而言，我所做的「调研」只是一种走马观花，不知同行的两位同门是什么感受，也不知道本科同学是否得到了什么启发。在会上进行交流时，当选调生学姐询问我们是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时，我只感到一阵紧张和难为情，倒是一位 25 级的本科同学兴奋地问起问题，老师则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看法。

不过我不会据此埋汰自己，我还是模糊地知道自己想关注的问题不在这里，剩下有多少偏见，就书写多少偏见吧。

可能的问题视角 #

移民文化、空间与历史叙事 #

我的导师关注的议题包括空间、女性和流动人口，当她了解到长子营的移民文化后——而且还是从山西移民到北京，而导师本人正是山西人——她认为可以将山西到北京长子营的历史和空间关联起来，具体来说可以尝试挖掘村庄的历史——建立村史村志，甚至建立一座乡村博物馆，将村庄的故事叙述出来，甚至可以结合旅游产业。 ^[1]

导师讲的还是挺好的，至少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能迅速组织好语言，讲述的内容也能呼应村委的资料。我则是不行，怎么都感觉和此地讲述的内容隔着一段距离，甚至是后来村里的长者被邀请来讲起村中「高跷」的故事时，我还在想「高跷」究竟是什么，直到到了博物馆看到图文介绍才后知后觉。

上黎城营村的「能人」 #

和上黎城营村接待我们的干部交流的过程中，S 书记与 W 委员留给我的印象最深。

S 书记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书记，她留着一头短发，皮肤有些黝黑，但和我刻板印象中的书记不同，至少在那短暂的一天里，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架子，全程陪同我们。在前往村庄种植地、凤河流域历史文化博物馆以及长子营镇呀路古热带植物园的路上，S 书记都亲自驾车载着我们出行。导师与博士生师姐坐在后座，我坐在副驾驶，S 书记边开车边和我们唠嗑，时不时说到自己驾车技术不好，很是平易近人。

当然，短暂的一天时间很难说明我们有多熟悉 S 书记，但在饭桌上的一幕也确实让我难忘：当选调生学姐要给大家表示感谢而预备首先给 S 书记敬茶时，S 书记很自然也很朴素地拒绝了，并直言咱们不弄酒桌文化——在我的感受中，彼时这一举动确实并非出于某种展示和表演的目的。

S 书记似乎已经在上黎城营村干了三十多年，我无从十分有力地判断其政绩如何，但从选调生学姐和 W 委员的态度来看，他们都对 S 书记十分认可。吃饭的过程中，导师问起 S 书记如何以一位女性的身份做了这么多年村书记，S 书记很是低调，似乎有话讲，但没有说太多，我坐在 W 委员身边，也没有听清。

聊完 S 书记，再来简单聊聊 W 委员。起初我没怎么留意 W 委员，他戴着一副眼镜，身形稍胖，但说话很是干练，据闻上黎城营村的种植地就是他在主持种植，同时他还在北京某单位中管理着全国影片的硬盘，而在早期他还做过快递公司，似乎以一人之力统筹着多方资源。从种植地离开时，S 书记边开着车，还边向我们夸赞着 W 委员，说 W 委员又年轻又能干，是能真正承担和执行实事的人。说起来也不容易，据闻上黎营城村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村里的土地主要被租出去。在村子的年轻人看来，种地和在村委干活的收入都不如上班——村委的待遇一般，一个月只有三四千或五六千，保险也只有三种，但在外上班却能拿一万。

与 S 书记和 W 委员的短暂接触，会让我想起《林村的故事》中的叶书记。黄树民从叶书记——这位被视为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农村一线干部——的口述中可以挖掘出林村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迁，成就一份经典，那么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经济已开始放缓的今天，中国的乡村是什么模样？正在面临的真实问题是什么？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村书记作为乡村基层治理的第一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关键的视角。

距离的视野：中央与地方 #

这一次在上黎城营村的「调研」体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管理氛围。我认为此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以调研团的身份进入当地——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我们是调研的身份，因而难以避免地需要和地方党建密切交流——而在于当我将视角放回硇洲岛时，会更清晰地发现在那时四个月的田野里，西埠村确确实实连一个村委会的办公室也没有，即便其他村庄去的次数不多，但有限的到场也同样没能发现相关的党建场所，只有相关标语。

当然，这可能还只是一种极其表面和肤浅的观察和感受，但还是难以避免地让我想到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区域确实距离「中央」很远，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国家力量的介入，但其中呈现的某种自治性色彩确实更加强烈——那些生活在大海边的渔民们在生活节奏上呈现出高流动性的特点，似乎很难有什么能严格规范和约束他们。在西埠村的日常生活里，我很难看到村民们因为什么事情聚集起来，除了祭祀神明——流动的神明祭祀可以将一座村落内的村民、多座村落内的村民乃至全岛村民都组织起来——而神明祭祀活动的组织和运转基本由当地约定俗成的规矩主导，基层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突出，主要负责维护神明祭祀期间的交通秩序。

后来在饭桌上，W 委员和 S 书记讲到村子的治理特点是难以管理。北京地区的民众被认为对法律法规相对更加了解，也更加敏感，往往国家出台什么相关政策都不会完全不知，而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现任基层干部还要在高等级退休干部的影响力下与其进行斡旋。这在硇洲岛又是怎么样的？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吗？

方向的视角：向上研究，还是向下研究？ ^[2]

[2] 详细的例子可见《人类学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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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天的调研时间里，我看到的似乎更多是一种「向上研究」的取径——将视角放在村委会本身，假设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不是总被视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相对弱势的对象，而是管理着这些对象的对象。让我们从民族志的角度来理解，如果说「向下研究」的民族志是给「管理他人之人」写民族志，那么「向上研究」则是给那些「被管理的人」写民族志。

村委会在上黎城营村究竟扮演着一种怎样的角色？从不为官方背书的人类学角度来看，村委会在村庄中的真实模样是怎样的？自上而下的治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村庄？村民是如何与村委会打交道的？村民是否能发挥能动性来促使村委会发挥在村庄中的作用？

这样的想法自然而然地源于我对村委会向我们进行正向宣传的反应——我看到的是村委会想告诉我们的，但这本身已是「过滤」后的模样。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上黎城营村并没有给我许多刻意的宣传，相反，村书记和委员展现出来的姿态都十分朴素与平易近人，只是这种「高校调研团到某座村落与当地基层治理方交流合作」的方式总是会让我首先联想到一种为官方背书的形象——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全文的写作会有许多偏见的原因。

我在意的问题 #

Max Weber 在他的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提出，在社会科学分析中，不管人们对将经验观察与价值判断分开的可能性持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都必须意识到社会科学家在最初选择研究主题，以及在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中明确界定研究对象时，始终都会受到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观的影响（Marx Weber，1949）。

如果追问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什么「扰动」——这一词汇的修辞性似乎使得语言的表述显得不再可靠起来，但出于对道德和伦理的关心，我认为这仍然是我在彼时情境下相对其他话题的真实感受——了我的内心，我想还是某种道德/伦理话语的浮现。

在村委会开会期间，两位村中的长者受邀过来与我们讲述村子的文化和历史。按照两位爷爷的说法，上黎城营村村建立的源头要追溯到「赌博」，因为赌博，上黎城营村建立了，但也因为赌博，上黎城营村的村民甚至可以「将衣服赌出去」。而为了让村民们戒赌，村长提出学习高跷，并推动高跷从最早的娱乐活动逐渐成为一种项目，乃至是今天说的村风。在此基础上，高跷有了「高跷会」，逢年过节都会举办。言毕，老人却又数次感慨「金钱社会」——从前，门口摆个供桌，高跷队若经过都会停下，但「现在是金钱社会了」；从前，还会举行不少高跷活动，但今天是金钱社会了，「年轻人都上班了，没了钱活不了！」

即便我们很难在此花上大量篇幅梳理究竟什么是道德或伦理人类学，而这似乎便暗示了前面的高跷历史和道德伦理语境关系不大，但循着讲述，仍然可以问题化出中国社会语境下的道德研究——经由在中国本土展开的田野工作而产出的相关民族志并不算少，这类民族志主要表现出一种诊断式的写法，将着重点放在道德张力、矛盾、困境乃至苦难上，揭示中国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道德裂痕和重构（阎云翔 2012，2017；欧爱玲 2013；Kleinman et al. 2011；Stafford 2013）。在此基础上，「受苦者之位」（suffer slot）的讨论（Trouillot，2003）地位似乎在此变得明显起来。不过 Joel Robbins 提出的「迈向善的人类学」似乎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供切入的视角，即便他认为它还处于一种初步探索的阶段（Robbins，2013）。在此请让我征引 Robbins 的原话：

这些方向正缓慢而稳定地聚合，标志着一个新研究焦点的形成：即探讨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如何在其生活中积极追求并创造善。这种研究的核心并不在于划定一个普遍认可的「善」的定义。从事这项研究的人既没有过分乐观地宣称某个特定社会已经实现了绝对的善，也没有过于理想化地设想，社会一旦能够辨识出「善」究竟为何，就能够定期地实现它。Ta 们采取的是一种更为谦逊的目标：探究人们如何安排 Ta 们的个人及集体生活，以促成 Ta 们眼中的善，并研究在这种目标引领下，生活感受在某些时刻是怎样的体验。

换句话说，Robbins 追寻人们为之努力的「好」是什么，哪些实践或者机构实际上在生产或实现哪些「好」，人们有时如何以积极的方式去追求和建构美好生活。据此，我产生的想法可能是草率的，但也确实是我在意的：以高跷这样的一种运动取代过去的赌博是何以可能的？这种取代意味着某种「好」吗？

在我看来，以上内容都可以作为从道德/伦理角度对周遭生活世界的切入，或者说呈现了一种我所渴望关注的方向的可能。不过，它们似乎还和我阅读与日常伦理相关的内容时所呈现出的「脆弱性」、「暴力」的讲述仍有所不同（薇依娜·达斯 2008；朱迪斯·巴特勒 2016； 丽莎·史蒂文森 2024）。对我来说，我仍然想知道日常生活之中人的脆弱性是怎样的，又是如何呈现出来——即便这看起来似乎存有对苦难的迷恋，进而又让人怀疑是否表现出一种审美化倾向——因而当下所见的某种可能的道德变迁还不足以吸引我。

杂谈 #

所谓「现实」与「社会化」 #

中午，我们师生一行七人与 S 书记、W 委员、选调生学姐、博士生学姐还有摄影小哥一起吃饭。饭桌上，导师一直与 S 书记、W 委员、选调生学姐和博士生学姐交谈。其中的关系或许很明显，选调生学姐在上黎城营村的工作受 S 书记领导，在餐桌礼仪上首先围绕着 S 书记和 W 委员，同时主持着整体氛围，导师则作为高校交流方代表主要在 S 书记、W 委员和选调生学姐之间进行多方交流。但总的来说，S 书记和 W 委员显然是餐桌上的核心人物。

所幸 S 书记和 W 委员展现出来的都确实是朴素的基层干部形象，没有官架，也没有多少客套的官话，也没有那些藏着各种意味的玩笑，都是客观平静地叙述着村子的状况以及 ta 们的看法，反对酒桌文化，反对形式主义。甚至在早些时候，那位博士生学姐询问村委银行账户的金额时，S 书记在一阵惊讶后还是告知——事后导师告诉我们这并不好，说不准会给 S 书记带来麻烦。

一位大一的本科同学性格比较放得开，和另外两位本科生，以及导师口中性格更「沉稳」的我们三位研究生都不同，由于饭桌没有主食，她也直言不讳地主动提出要点面食。选调生学姐、S 书记和 W 委员很快就安排好，后面担心我们吃不饱还另外点了葱油饼。

我就坐在 W 委员右侧，时不时想起过去和兵哥一起广西参加论坛时同样有过相似的饭局——不同的是饭桌上的前辈都是公益圈或高校的代表——彼时的我拘谨沉默地坐在兵哥身侧，只是默默地吃着饭，回去以后，兵哥在夜聊时告诉我我还不够放得开，其实在那样的场合里，作为后辈的我应该主动去给前辈们倒到茶。兵哥在福建和新怡及心语做田野调查时也这般告知她们，但心语认为这样的取向是不对的，也和她认识的兵哥完全不同，并为此伤心。关于这一点，过去的我心中多少感到复杂，但或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或许是我身上一直有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交织——Z 便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又或许说它完全可以在不妨碍保留某种「理想」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技能去习得，并被用于帮助我们在社会现实中立足。

于是，我还是会主动拿起茶壶为 W 委员倒茶，而后一一走到 S 书记、导师身边为她们倒茶——由于选调生学姐和博士生学姐的杯子装满着茶水饮料，在得到她们的示意后我便回座位了。

甚至有时候，我会认为这种面对社会的「灵活性」会显得更重要乃至紧迫，可不能只是傻傻地读书却不懂得这些社交礼仪。另外，今天这一趟也是有所冲击，在村委办公室开会时，面对坐在我对面的选调生学姐、W 委员、S 书记、包村干部、镇干部，我被点名自我介绍时还是无可避免地紧张起来，似乎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说了，虽然不结巴，但声音却有些无力——场面见得还是太少了。

变化，道路 #

选调生学姐毕业于民大，听她说这几年从民大考到大兴区的选调生不少，她也以此在村委会议上宣传了一下，鼓励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以后同样投身于此。

学姐似乎已经在上黎城营村工作了两年，逐渐适应了这里的节奏，在我们的评价之外，她也认为工作的这两年改变了她许多许多——从我的感受来看，学姐确实展现出一种沉稳、carry 全场的气质，话里话外都能兼顾在场人的情绪，可以担得了事情。

载着我们去集市的路上，学姐和导师说工作这段时间让她明白在社会上重要的是发挥长处，而非补足短处。有的人确实在某些方面不具备天赋，因而对此承认其实也足以成为一份重要的课题，但这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就放弃了，恰恰相反，不轻易放弃是底线，应当不懈探索自己更擅长做些什么，并在这方面上不断精进。

在集市散步时，导师问起学姐是否找了对象，学姐想了一下，说起人生的课题，或者说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人生——到了将近二十六七这个阶段，同时也在一份事业之中，如果要谈及对象，其实还要去了解对方和自己是否有着相近的志向和对关于未来的愿景，如果这些不匹配的话，那便不容易走到一起了。在我听来，这不就是越往后越难以找到同频共振的人了吗？又或者说，某种成本更高了？

真的会是这样吗？说来有些难为情，即便是现在这种时候，我都会忧虑于儿女情长，我会想到 Z，我对 Z 的喜欢究竟是什么？仅仅是外貌吗？并不是，我喜欢的是与 Z 走在一起的时候，喜欢和她挨着坐在一块的时候，我可以在她面前讲述许多我渴望表述的想法，而她的想法也一度呼唤出我的表达，包括她的想法本身也一度让我乐于倾听——她的想法也曾一度点亮过我的情感。在她的身上，我能看到我们思绪的交流。而此刻，我们都还是学生，我们没有太多关于面包的忧虑，可以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但……我喜欢她，她却不喜欢我。

相关阅读资料 #

英文 #

[1] Kleinman, Arthur et al. 2011.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Robbins, Joel. 2013. 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3), 447–462.
[3] Stafford, Charles (ed.). 2013. Ordinary Ethics in China. London: Bloomsbury.
[4] Trouillot, Michel-Rolph. 2003. Anthropology and savage slot: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otherness. I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5] Weber, M.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 and trans. E.A. Shils & H.A. Finch). New York: Free Press.

中文 #

[1] 丽莎·史蒂文森，《生命之侧：关于因纽特人，以及一种照护方式的想像》，谢佩妏 译，左岸文化 2024 年版
[2] 欧爱玲，《饮水思源：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话语》，钟晋兰 等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3] 薇依娜·达斯，《生命与言辞》，候俊丹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4]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5]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 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年版
[6] 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何磊 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