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过渡劳动》打三星，但一星给七年的调查和书写的完成——将外卖平台的组织结构与运转逻辑写出来还是挺好的，剩下的两星则全部给骑手们的故事以及其间流露和展现出的骑手情感与处境。不足的地方有两点，一则引用理论太多：孙萍在每个板块进行概念介绍时，几乎都会引用其他学者的理论或概念，一次两次还好，但几乎每节都有，看起来很像是在用理论「套着」来解释现实，同时显得行文观感散乱冗余，那么，个人的研究见解是什么？二是我认为最致命的，即孙萍与《人物》发表的文章之间的伦理纠纷，这里不再赘述。
我当下的读书习惯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抓手」，以此抓手出发来组织理解。这本书的「过渡」成为了此次写作的基调，一如我时常联想到《静寂工人》中的「静寂」。静寂，在于基隆码头的工人们被新自由主义放逐出过去收入丰盈以及在此基础上勾连出的丰富社会公共生活，不再是 gâu 的文化形象，从工作到公共生活，工人们成为了「孤身工人」，昔日的吆喝、谈笑都化作了失声的沉默，而当他们带着一身落寞返回家中时，却又发现需要面临难以支持与沟通妻儿的困境，又成为了「失声父亲」，最终成为「失格」的人。
相比于《过渡劳动》，《静寂工人》围绕「静寂」展开的书写让人更能清楚地感受到基隆码头所折射的彼时新自由主义对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以及其间个体生活世界和情感所遭受的冲击。或许是出于这样的阅读解读，我期望在《过渡劳动》中看到「过渡」究竟如何在骑手身上表现出来——一如作者在书中所流露的野心：在对劳动控制的讨论以外，结合理解个体的生活世界和情感。
何谓「过渡」 #
每次想到这群人，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夏季傍晚的椋鸟，它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扎堆聚集，在城市上空飞舞盘旋，夜幕降临后却又四处三区。外卖员就如同这候鸟一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百上千万的外卖大军被集结起来，布满城市的大街小巷。
以上这段话或许可以被视为对全书核心概念「过渡」的形象化描述。「过渡」是全书的核心概念，我们也可以将其作为理解全书的主轴，一如「静寂」可以作为《静寂工人》这本书的主轴那般。
过渡体现在什么地方？或许可以先将「过渡」简单理解为一种悬浮、无根和不稳定的状态。孙萍反复用「朝不保夕的人」这一概念来解释「过渡」，但在我看来，如果纳入对骑手生命世界的展现，对「过渡」的理解可以分为工作形式、工作伦理、自我、情感与空间几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工作形式与伦理的过渡 #
这是一份怎样的工作 #
外卖骑手的工作准入门槛较低，个体化程度也高，灵活度也很高，似乎可以随时嵌入，也可以随时脱离，相较于其他工种而言呈现出漂泊不定的状态。这背后折射的是人们从过去强调工作的体面、稳定和保障，到今天愈发能接受着眼于眼前利益工作——例如零工经济——的现状。
平台经济的发展正在消解工厂大生产和农村集体主义，大量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由过去的「固守安稳」转向更个体化、分散化的劳动力市场之中。传统的流水线和组织化劳动对新生代劳动者的吸引力下降了，他们讨厌在工厂或工地上被呼来唤去，排斥严苛管理的工作方式。
奋斗的愿景 #
在骑手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如何看待及定义工作也是对工作伦理认识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虽然他人——包括骑手自己——都将骑手定义为「社会底层」，但骑手们仍然对「成功」有着憧憬与想象，它们通过标语或叙述在微信、朋友圈、QQ 乃至餐箱上呈现出来——「努力拼搏吧，成功等着你呢」、「不努力你的未来永远都只是一个梦」、「只要你跑得够快，贫穷就追不上你。没有小孩天天哭，没有努力天天输」。然而其间让人感到暧昧的是，骑手们无法说清什么是成功，又或者说成功的生活应当是什么模样，但是在送单劳动中，「坚持付出」却似乎可以维持甚至强化他们对成功愿景的想象。
「我」的过渡态 #
我不仅由「我」与「他者」构成，也同样由我置身于其中的工作岗位来形塑。外卖骑手作为一种新兴的职业，它对于个人——无论是社会现实中的自我，还是哲学层面认识与存在层次上的自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为谁工作？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我在社会中的位置是什么？我究竟是谁？
如果仔细阅读，会发现骑手在「我」的认识上呈现出许多让人深思的问题。
外卖平台的崛起伴随着组织化、中介化的第三方中介公司的迅速扩张，但中介公司带有很强的不稳定性，进而直接影响骑手劳动的稳定性。特别是中介绩效考核往往会使得站点几经易主，骑手的劳务协议也时常变动，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也不清楚平台和劳务公司的关系，这导致纠纷出现时骑手只能碰壁，找上门去也「只有一间空房子」，让骑手在建立职业认同上遭遇巨大障碍——「我到底是谁的人？谁在雇我干活？」，换句话说，平台劳动雇佣关系的模糊化其实给骑手的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都带来了巨大困扰。
「我」在社会和道德的定位是什么？是底层的吗？是城市英雄吗？还是因为这种对英雄的歌颂而显得更悲凉？为什么骑手会被挡在商场以外——Zigon 说到的「道德停顿」似乎在此时呈现出来——没穿骑手制服，我可以进入商场，但一旦穿上便被拒之门外，为什么？因为骑手这一身份在社会上就是「低人一等」的吗？社会中的现实一次次给出了集体承认的答案，特别是疫情期间，连骑手都自述「像我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人」、「底下干外卖的」的「底层人」认同。讽刺的是，2020 年新冠疫情初期，外卖骑手被媒体列为「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甚至被称为「城市英雄」，但在面向公众的话语背后，却是骑手感到冒着被感染风险外出跑单的无奈，那些美誉反而在骑手的现实体验中强化了他们对于自己是「底层人群」的认同感。换句话说，社会中的集体与媒体在根本没有理解骑手生命境况的情况下就冠冕堂皇地进行赞美，这种做法实则试图掩盖劳动实践中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阶层差异——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被服务者根本没有尊重服务者，在消费着服务者生命的同时所做的自我美化因而显得那么丑陋，也折射出骑手在城市生活中苦苦寻找自洽位置的努力挣扎。
是男性，还是女性，对骑手的自我认知也带来极大的影响。在算法的影响下，深受传统价值观和家庭观影响的女性往往面临身份冲突——高效、快速、及时性的平台化的数字劳动不断规训女性，将女性以家庭为核心的性别身份转变为以顾客需求为核心的服务者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需要隐藏既有的来自家庭领域的性别化身份，进而变成一个追求效率和善于把握家庭领域的骑手。这里的具体变化是明显的，强调家务劳动和母职情感劳动的性别规范要求女性保持一种「温柔」、「勤劳」的稳定主体，但是平台劳动环境却要求打破女性的稳定主体身份，取而代之的是高流动性、即刻出发和使命必定的身份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可能会借用男性气质来武装自己，但也可能会使用女性特征中的「示弱」来保护自己。
骑手还在私人的空间和时间中通过生活实践创造了「自我」。躺在公园长凳上聊天的时刻、望向黑夜的寂静和天上的星星，在郊外河边钓鱼——创造空间的过程、谋求生计的探险——所有这些被视为骑手在生命历程中丰富自我的体验。
空间与情感的过渡态 #
不少骑手背井离乡，从农村来到省城，这一背景意味着骑手需要在故乡和异乡（城市）之间穿梭。在此过程中，「游牧」着的不只是骑手的肉身，回到老家翻新房子、购买县城房子——让老人子女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景成为牵引着骑手们在两个地点之间穿梭的引线，实际上也表现为一种情感上的游牧：在异乡怀念故乡的孩子和爱人是骑手们在重复忙碌的送单劳动中为数不多的情感慰藉。骑手张文友跑单过程中走神想家，想孩子、婚姻、当兵的经历以及情感心理都甚为动人。
他给自己定的额度是每天跑 200 公里。这样可以保证每天有 400-500 元的收入。在跑长距离的订单时，张文友会走神，会想家。他会想他的孩子，他的婚姻，还有他在西藏当兵那些年吃过的苦。
对于很多已婚骑手来说，来大城市送外卖意味着长期的异地分居，这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了挑战。但即便如此，调解家庭矛盾、与妻子和儿子沟通依然是他在北京努力奋斗的动力。亲情的联结与对于家乡的空间想象让他觉得安心。等单的时候，张文友偶尔会与孩子视频。他对着屏幕笑，儿子喊他爸爸，有时候会眼泪汪汪，看得他难受。
技术进步没能带来劳动解放 #
在不远的将来，为了应对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危机，社会与技术创新将会为给个人化的进程（individualization processes）开创新的机会，尤其是一个更加灵活的劳动市场关系和工作时长管理。
— 《风险社会》
Ulrich Beck 的预言似乎在今天得到了实现，数字平台的零工劳动顺应了个体化的趋势，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就业的燃眉之急，然而新的问题却也浮现出来。一来，技术非但没有解放劳动力，更多时候反而是深入了对劳工的精细化操纵；二来，个体也比以往承担了更多的社会风险。
在此基础上，Beck 提出了「制度化的个人主义」的概念，用以描述从传统的受管制、约束迈向现代更自由、灵活的生活状态的个体反而更依赖社会系统和机构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个体被交付了处理几乎一切未知问题的任务。
愈发精细化、复杂化的技术使得个体之间被分化，这使得骑手们在工作过程中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和流动性，但也使得彼此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弱化，同时由于职业身份、性别、平台算法等因素，骑手面临着许多碎片式的无助时刻——系统操作问题、与周边的人发生冲突、请假困难、交通事故、被偷车或偷餐、客服无人回复、电动车抛锚、小区无法进入等等，但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章法可供解决，只能依靠自己的实践去对抗——根据在地实践来对抗以「算法思维」而非「共情思维」主导的系统，对抗来自社会阶层的区隔，对抗高度工作对闲暇时间压榨后的情感压抑与孤独……
骑手的生命世界 #
全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作者对骑手生活世界的介绍，而不仅仅停留于对外卖平台组织与运转逻辑的介绍。这里或许涉及「距离」和「尺度」的问题？对劳动过程的描述可以很规整，但究竟什么才是过渡劳动，只有通过对骑手的生命状态和未被识见的情感文化才可以真正理解，籍由写作者于田野的在场，拉近阅读者与被书写者之间的距离，进而或许会促进我们去思考和追问「我们与 ta 们」——不论是魏明毅《静寂工人》中的基隆码头工人们，还是孙萍《过渡劳动》中的外卖骑手们，我们都是作为一种「生命共同体」，都在奋力为生活打拼，并在不知不觉中被所谓的科技浪潮、新自由主义等卷入，那些「最低薪资、合理工作时间、福利照顾」等也正是我们至今仍在与国家和市场拉扯、以肉身搏斗的生存条件。
或许唯有达到对这样一些生命苦境的理解，才能成为我们面对他者，又或者是相依为伴的底蕴。如同当下的技术发展似乎不断分化劳工之间的联系——书中从众包到乐跑的变化是一个例子——我们还可以如何看见彼此间本应是「相互依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