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个人看来，《跨越边界的社区》不是一本很容易阅读的民族志。这种不易阅读并非指内容的晦涩，而是指向作者的书写取向，因而我在阅读本书后冒出最明显的想法是「我要如何看待项飙的书写」，反倒是没有怎么去琢磨其中关于「浙江村」的内容——我想这不是一种辩护，而是对不同的人在同一份阅读材料中所知所感的强调。具体来说，我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发现一种所有人本都可以找到的共同启发，而是每个人带着不同的经验和阅读材料碰撞后产生的各不相同、异彩纷呈的感受和想法。
关于书写与田野调查的方法论 #
关于书写 #
一种朝向经验材料的丰富和呈现，对于当地人而言或许是好的文本（存疑的？但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写）。
在《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中，项飙写作的一个特点是十分强调经验与细节，他还为此做了一番辩护：细节看似没有理论意义，但如果将理论理解为劝说读者的工具，细节是否是另一种形式的理论？具体来说，细节具有某种「道理」——展示人们怎么行动，什么行动又导致什么结果的逻辑。
要让群众看到饱满的自己，我们需要直面他们的经验和忧虑，需要解释这些经验和忧虑从哪里来，需要亮出他们的坚韧、顽强、智慧和希望。
田野调查的方法论 #
北大的传统？是社会？还是社区？Malinowski 将文化看成一个整体，而社区则成了验证了这一文化观极好的场所，因为在一个边界明晰、自成一体的社会单位里，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各种文化要素怎样分别发挥功能，从而成为一个整体。值得注意的是，Malinowski 强调制度由人的需求而衍生开来，Brown 则强调结构本身的意义，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对整体有功能，搭配成一个整体——社会各部分各有功能、搭配成整体。
在这里，项飙并不避讳自己正是抱着这样一些社区观念进行调查，在具体的操作理念上，一是「把『浙江村』里人们所扮演的具体的角色、形成的稳定的关系和规则理出来」；二是「去看这些不同部分是如何『搭配』成一整体的」。在研究上他则是直接参考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怀特的《街角社会》。
项飙提到怀特在街角社会说的一段话：
人们并不希望我和他们一模一样；事实上，只要我对他们很友好，感兴趣，他们见我和他们不一样，反而会感到很有意思，很高兴。因此，我不再努力完全融入他们的生活中去。
过去，我阅读的人类学会让自己产生「像土著一样思考」的视角。直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个想法有什么不对，但自己似乎容易走向不同的「极端」，一端是成为他者，另一端则是完全拉开距离进行观察。其实有时候不必纠结，所谓平衡可能就是「将人当作人」，处于生活之中即可。
国家？社会？系？ #
问题意识是什么？
当下无论阅读哪本社会科学的书籍，我都会暗自思忖这一问题——换句话来说就是「作者在问什么？」
我没有读完《跨越边界的社区》，但结合有限的阅读和感受，仍然是认为它在谈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野的紧张？流动人口的处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用书中原话说，国家对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疑虑？在此基础上，或者可以说项飙具体在聊「浙江村」何以形成。浙江村甚至还在与国家政府进行互动，进而推进城市社会的变化。相比之下，张鹂在《城市中的陌生人》里写的似乎是——在不同空间下权力的交错分布如何使得浙江村在一次次的清理、拆迁中始终留存下来。
那么，「浙江村」算是一种「社会」吗？如果说是的话，浙江村何以形成？这或许就在项飙对「系」这一概念的阐述中。
「系」是以某一行动者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的组合，或者可以叫作「关系丛」。它类似于我们平常说的「圈子」。它是在人们原来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在流动和经营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它，组织了「浙江村」内的基本生活。是「系」内的变化和不同「系」之间的互动，促进了「浙江村」的形成，并使它具有现在的特性。
当然，如果仅仅是以理论的视角，借助「系」或者「关系丛」这样的概念去解释便很难突出其独特性、生动性乃至真实性。在我看来，它的独特、生动乃至真实都源自项飙那六年里对生活细节、生活之流的沉浸，带有亲属关系之间的商业合作——亲属合伙人在其中的难为情、人们对服装进货出货的复杂过程、浙江村周遭的发廊、诊所、饭馆内的互动、帮派之间的斗争、大人物权威的建立……所有的这些浓缩起来的是在一个又一个人的关系——如亲友关系、生意关系——之中是如何被组织、分开又凝聚，其中分分合合，演绎着一个独立于管理之外的小社区如何运转。正如项飙所说，对「系」的理解，不能仅仅理解为不同关系的重叠，而是不同关系的互动，
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的或许是「浙江村」内部的视角，而当将视角放在「浙江村」和当地政府（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时，我们或许可以说，两者通过彼此间的1互动——「浙江村表现为」对原有体制的逃避，政府则表现为追赶——来建造出自己新的社会空间。
当人们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的合法修改权只掌握在国家手中时，他会怎么办呢？似乎有三种方式：表达、变通、退让。浙江村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逃避」。「表达」是西方社会中的典型策略，包括辩论、游行、呼吁乃至激烈的反抗，以此来使得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团结成「压力集团」，迫使国家改变政策，但这种方式的前提是国家和社会有着明确的分野。
浙江村的逃避却是这样的：不是表达，也不是变通，不叫喊也不商量，采取漠然的态度，并不通过与国家的不同部分的积极互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的关系。但这种「逃避」却发挥了撬动外界的作用，或者说附近撬动了远方，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即浙江村人对关系的重视和周遭变化的敏感。在北京这样一个权力控制严格、各类权力机构和管理规章交叉的地方，看起来应当密不透风，但浙江村人恰恰在不同机构和规章的交叉中发现了许多空隙，比如一个机关和一个工厂之间的胡同没有人管，因为机关和工厂都有严格的权力边界，那么浙江村人可以租下胡同的一部分用以开市场。
显然，相比于张鹂的《城市里的陌生人》，项飙呈现出来的不是空间之下不同的权力分布，比如政府官员、中间人、当地商贩，他们之间是如何通过一级一级的权力协调来达到彼此各自的目的，而是浙江村这一关系流动和互动着的社区是如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