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绪

所谓「美好」可能不过是经由想象编织的一场黄粱一梦。

事实或许正是如此，但那些触动内心的「感受」于我而言却也是真实存在过的。

又是一个周四，我每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今天满课，但每节课都比上周的体验更好——早上第一节课写阅读札记；下午第一节课开始看《非洲的政治制度》，这本书比想象中要好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都在看繁体字的书籍？）；下午第二节课仍然是看《非洲的政治制度》，我仍然是心神不宁，但已比昨天好上许多；晚上的课程临近结束时，Z 问我下课后是否去活动中心打台球——消息出现的那一刻，那些无处安放的思绪一扫而空。

虽然课室已经打铃，但学科大佬仍在发言，我和 Z 从后门溜走，一路走到楼下，校道两边路灯的鹅黄色灯光映入眼帘。晚风吹来，我走在 Z 身侧，听她说险些着了骗局。她仍然穿着第一天认识时的那件蓝色衬衫和棕色长裤，简约又慵懒。和 Z 走在一块，我觉得很开心，听她说话，和她谈天。Z 说完差点被骗的事情后，问我是否听到课堂讲了什么，我说自己在写《静寂工人》的记录，后来她和我推荐了《中国女工》。

我和 Z 一起在活动中心打了两局台球，一边打，一边聊了许多，话题似乎由浅到深，从各自的 mbti，去过哪里，是否报考六级等，到各自想去的地方，过去难忘的事情等。Z 教了我不少技巧，我很受用，虽然两局都输给了她，但我打得很开心。

离开活动中心，我和 Z 重新走回空旷的校道，微凉的晚风再次拂过，我仍然是轻轻走在 Z 身侧，她的侧脸偶尔会闯入我小心翼翼的余光——我很留恋这样的时刻，如果说初次认识 Z 时虽有好感却又拘谨紧张，此时则是感到惬意放松，在这短短的道路上。我们开始聊起在学校的感受，聊起和朋友之间的联结，聊起自己和朋友之间的情感——我们似乎可以自然地接住彼此想表达的话。我时而看向 Z，Z 走动时，那被路灯雪白色灯光照着的白皙脸颊和有些泛红的眼眶不经意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但，这一切或许也只是我太过浪漫和不切实际的理解。

可是无论如何，这一刻，我都感受到了一生中极少有过的美好。

我要鼓足勇气，相信这是无比幸运的遇见。

今天哪里也没有去。

我看完了《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并开始写作阅读札记，但写作状态并不好，写着写着还是忍不住放一会儿音乐，试图如往常般借助音乐消化情绪——我知道，昨晚以后，我心猿意马。继续写作，但继而又想到昨夜，心神不宁，又看起了《异形：地球》的结局，拉拉扯扯，直到晚上也没有写完。

晚饭也吃不下多少，写作更是无法集中注意力，我茶饭不思。

我被困在了情绪里。

或许是上天给我的补偿，我梦见了好几次奶奶，但这一次奶奶没有卧床，只是一次次说到自己感觉不行了，要离开了，就好像补上现实中没来得及的告别——直到现在，每当想起奶奶离世前的几天都无法说话，甚至无法睁开眼睛，我都无比痛心。

最后一幕，奶奶坐在县城旧家的客厅看电视，我拿着遥控器调整电视，并问她能否看清电视，她神情哀伤地告诉我感觉自己真的要不行了，让母亲带着什么送她回老家。

我抱着奶奶。

醒来以后，我悔恨，我不解，我为什么没有好好「在场」地送奶奶走完最后一程？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理解，我不知道如何才是好好地送奶奶最后一程……

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临终？如何面对死亡？

今天去旁听了人类学专业的《人类学历史与理论》课程，由张敏老师授课。我才知道张老师是凯博文的学生，虽然老师今天主要讲的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人类学历史，但能感受到张老师的讲述不是出于「中国民族学」的需要，而是「人类学」/「民族学」本身。人类学可以说最早发端于「我」与「他者」的区分，如彼时前苏格拉底注重讨论世界本源的时期结束后，人们由对自然的关注转向了人——城邦人与异邦人之间，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有什么不一样？人类学或民族学虽然带有殖民的出生胎记，但从「我」到「他者」，再从「他者」回到「我」，其最终关怀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张老师还让同学们阅读最新翻译的《剑桥大学人类学十五讲》，然而民族学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那一套。同样地，整个人类学硕士课程授课的对象只有二十来人，但民族学却有 86 人，两者的差别还是不言而喻。

中午与导师和同门见面，导师邀请我们一起吃饭。本专业今年硕士研究生多达 86 人，多数老师招收 4 个学生，我的导师则招收了 3 人——我与两位女生。意料之中，不少学生都提前给导师发了邮件，而两位同门更是早在复试前的 3 月份就给导师发了邮件——用导师的话说是「未雨绸缪」。我猜想自己或许是最晚联系导师的同学，但与其说最晚，不如说「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正是在 9 月 10 日那一天的凌晨，我自认诚恳且发自内心地写完自荐信。彼时我已然抱着问心无愧的态度，倘若导师不愿意接收我，我也心甘情愿，并将全身心投入计算机学习。但我想象过，真诚地交待自己最为重要，也坚信在选择导师这件事情上，必须是学生与导师彼此真诚地走向彼此。事后导师也告诉我，她为我写的信所打动，这也让我感动。

导师与我们聊了许多，询问我们在北京生活是否适应、有什么困难、未来的规划等等，她很亲切和蔼，关心我们，但并不要求我们得奖或发表论文。事实上，与此相比，她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否有所阅读和成长。导师也没有因为我对伦理人类学感兴趣——这一方面不契合她的研究方向和兴趣，另一方面也不符合民大民族学的期待——而有所微词，而是马上想到黄剑波老师，并询问我是否有阅读安排。让我们颇感意外的是，导师说到不少民大民族学本科生考研考不上本校，倒是多为外校学生考上。

晚上，我到操场跑步，同门 Z 发信息问我是否去打麻将，那一刻恍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喜出望外，当即停下脚步返回宿舍准备赴约。

回来以后，我感到失落与难过，思绪汹涌，难以排解，想要写下什么，却不知如何表达。

我想起大二那年自以为是地喜欢上一个女孩，我们一行五人夜爬白云山，想起大家的合照。

我想起初中那年的某个清晨，预备早读前，我和同学站在教室外的走廊靠着栏杆，一边看着眼前的树，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或许生活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意义，越是追寻，便越是显得无意义。

就这样活着。